1994年，我们进入隆昌二中读初中，转眼间已经过去了26年。记得刚进校那天，周老师站在讲台上告诉我们全班同学：“初中三年时光，一转眼就会过去。等到毕业那天，你们都还会对今天的事情历历在目”。到毕业那天，我想起了周老师说的这段话，也感慨时光荏苒，三年时间就这么匆匆流走了。不知道周老师在遇到后来的每一届新生时，会不会都重复说这样的话。但我在离开周老师以后，却时常想起这段典故，它总是提醒我，要去珍惜每一段看似平淡却无比珍贵的时光。当又一次深陷回忆，已记不清离那时又过去了多少个三年，人生能有多少三年呢.....
26年前，当我们第一次走到那栋老旧的教学楼，走进一楼的那间教室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每个人都有新的梦想、新的期待，不管是成绩好还是成绩差的同学。周老师让我们男女生同学按高矮顺序，分别排成两队，以便按顺序安排各自的座位。个子矮的坐前排，个子高的坐后排，男女生同桌。全班的同学分成了4个小组，中间两个小组的座位靠在一起，两边两个小组与中间的小组间隔出一条走廊。我最开始是被分到第二排的，与易芸佳同桌。但坐下去的那一瞬间，周老师可能发觉我坐第二排太高了，于是把我调整到了第四排，与肖丹同桌，让邓彬坐到了第二排的位置。
我现在还能记起最开始坐我前面几排的同学。第一排是周昌燕和范勇，第二排是邓彬和易芸佳，第三排是曾品和曾巧霞，在我后面一排的是曾越明和刘志华。当时因为男生数量多于女生，某些位置上也出现了男生和男生同桌的情况。时隔多年后，当我再一次想起分座位时的场景，才意识到那是初中三年中，对所有人最平等的一天。每个人的身上没有贴上成绩好或成绩差、守纪律或不守纪律的标签。每个人都像一张白纸，等待着老师和同学去上面书写评语。
分好座位后，我们迎来了初中生涯的第一堂课。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许多难忘的事情，而最初的记忆总是最美好的，它会被我们珍藏在内心深处。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的回忆起初中第一堂课上的许多细节。那是肖老师给我们上的语文课，课文的名字叫《这不是一颗流星》。文章讲述了一个小孩子想送他阿婆一双熊皮手套，而他却并不知道阿婆已经去世，再也不能回来。那篇文章让我感动得想哭，而肖老师则用多种语气读出了文章的标题，以此告诉我们哪一种才是正确的朗读方式。当年的肖老师是我们班同学公认的美女老师，也是肖达同学的姑姑，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肖老师。她那柔和的声音，温暖的微笑，如同一道圣洁的光辉，感召着台下每一位同学。遗憾的是，肖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而我对她最深的记忆却是这第一节课。
除了肖老师教我们语文，周老师教我们数学，我们初一时的其他科任老师还有外语老师魏吉芬，政治老师廖忠池，地理老师杨吉令，美术老师兰云灿，体育老师靳龙。而生物老师和历史老师，我已经记不起名字了。初一下期时，我们的英语老师换成了朱静。她是我初中三年中印象最深的一位英语老师。虽然她只教了我们一年，但我一直觉得她是三位英语老师中，教得最好的一位.她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发音，也让英语课变得非常有趣。在她教的那一年中，我的英语成绩处在了最好时期。
全新的初中生活一度让我很懵懂。陌生的学校，陌生的学习方式，和班上的同学也不熟悉。最开始只能和自己座位周边的几位同学说说话，慢慢的对他们有了一些了解。初一上期，坐在我周围的同学有肖丹、曾品、曾巧霞、曾越明、刘志华。
肖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同桌，因为我小学时还没有过同桌。印象中肖丹是那种有些内向的女孩子，平时很少说话，也很少跟我交流。我只记得她说过，她本来应该分到6班的，但因为6班有一个跟她名字一样的肖丹，她才被分到了3班。初中时候，男女同桌间经常会有小冲突，但我和肖丹之间却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也许是因为交流太少了，都没有发生冲突的机会。只有一次肖丹对我生气，是有一天她用圆规的针挑指甲里的脏东西，我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臂，把她手指弄伤了。
不过有些温暖的瞬间，让人终生难忘。初一下期的一次数学课上，我的数学书突然找不到了。正当我很着急的时候，肖丹主动把她的数学书放在两张桌子的中间，让我也能一起看。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肖丹虽然外表有些高冷，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初一时，老狼那首《同桌的你》非常流行，我也时常在寝室里和室友们一起唱。但每当坐到教室里，面对肖丹时，我却不好意思再哼这首歌的调子，总觉得当着她的面唱会很尴尬。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再听说过关于肖丹的任何消息。如果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话，真的想为她唱一次《同桌的你》。
曾品坐我前排，性格很温和，有点那种好好先生的感觉。平时总是笑呵呵的，说话、做事也是慢节奏。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叫他“品品”，他也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称呼，而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同桌曾巧霞就会露出一幅感觉受不了的表情。
曾巧霞算是我初一时期最熟的女生了，他性格很外向，经常能和我聊很多话题，包括我和肖丹的几次聊天，其实都有曾巧霞共同参与。曾巧霞的成绩比较好，初一时的好几次考试，成绩都在全班的10名左右。初中毕业后，我和曾巧霞还有两次不期而遇。一次是高三过后，我去隆昌一中复读那一年，曾巧霞和我分到一个班，更巧的是她还坐我的后排。短时间内，我们又从陌生回到了熟悉的状态；另一次是在大学毕业后，有一次从成都回隆昌的大巴上，我居然又碰见了她。那一次我们聊了很多往事，也交换了联系方式，让后来的多年都时常保持着联系。
曾越明是那种有点社会情怀的同学，初一时经常给我讲隆昌社会上的那些事情，让我知道了隆昌原来这么乱。他虽然成绩不好，但性格很直爽，也比较喜欢帮助人。大学毕业后我又见过几次曾越明，知道他在隆昌做了一段时间交警，后来又去了油田上班。
刘志华是那种很老实的男生，平时话不多，但熟悉了以后，也会跟你摆很多龙门阵。我初一时好几次被纪律委员李国梁记名字，都是因为上自习课时和刘志华小声说话。他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小学也在外地读的，初一时好像是住在亲戚家里。刘志华有个表弟叫刘强，初中时在4班。我们读高一时，有一天听同学说刘强在自家的纺织厂里出了事故，去世了。我当时难过了好几天。
住校生活也许是初中的一道风景线。对于第一次离开家的孩子来说，住校生活充满了新鲜感，也充满了挑战。我们班住校的男生有钟武、李亮、魏径天、王刚、黄涛、袁东、阳海波和我，我们当时和5班的住校生共住一个寝室。刚开始住校那段时间，大家都比较腼腆，互相之间很礼貌。但时间长一点后，寝室里的室友们就混成一团，像一个家庭里的兄弟一样。有时也会闹些小矛盾，比如谁借了谁一两块钱没还，然后又不承认。
晚上熄灯后，寝室里的伙伴们还会继续聊天。特别是钟武和李亮，经常会摆些“成人话题”，让我们其他几个“小朋友”学习生理卫生知识。有时寝室管理员郑勇老师会突然闯进寝室来抓讲话的同学，谁被抓到了，就会被叫到走廊上罚站。记得有一次我在熄灯后一边吃苹果，一边和寝室里的其他人聊天，同时又用脚蹬墙壁，和隔壁寝室的住校生“互动”。结果郑老师走了进来，用电筒光照着我。由于电筒光很亮，我看不清是谁，还以为是寝室里的一位室友在照我，于是大声的骂了他一句。结果郑老师一脚给我踢过来，在我胸口的衣服上留下一个大大的脚印。
住校生活的初期，寝室里经常有同学的钱丢失，于是有同学去告诉周老师，寝室里有小偷。周老师把寝室里的室友们挨个叫到了办公室审问，并且用了许多尔虞我诈的谋略，逼“作案者”主动招供，但效果并不好。一度，室友之间陷入相互怀疑的局面，经常还相互争辩，谁最有可能是真正的“小偷”。后来有一次，一位室友在寝室里抓到了“真凶”，才把真相揭秘。原来是2班的一位同学，名字叫范晗，到我们寝室来偷的钱。
说起范晗，我其实挺熟的。他小学在井下子弟校读书，虽然跟我不是一个班，但后来因为都要去隆昌二中读初中，所以在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经常交流。范晗是被抱养的孩子，养父养母对他要求很严苛，生活费给他很少，对他的成绩要求却很高。范晗的成绩其实很好的，最初的几次考试在2班进入了全班前三名。他们班主任廖忠驰老师也为他感到惋惜。他去偷钱，也许是因为生活费太少，也许是因为养父母过度严苛的教育存在问题，但结果是他因此被二中开除了，毁了自己的一生。换作别的家庭，小孩子犯点错误，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被开除后，换个别的学校，加强教育，也不会影响未来的发展。而对于他那样的家庭，那样的养父母，我可以想象他被开除后会经历什么。
听说他后来被养父母吊起来打，把他送到了圣灯镇的一所非常差的学校去读书。初中毕业那年，我在圣灯偶然看见了他。他跟几个乡镇的小混混在一起，看见我时很惊诧的转过了身，怕被我认出来。而我，也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默默的走开了。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情，他没有被隆昌二中开除，以他的成绩或许能顺利的考上高中、大学，成为一名都市白领。而我和他也可能还继续的保持着联系。作为一个从小被抱养，在家庭里缺少爱的孩子，他本来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去争取那份本该属于他的“幸福”。可就是因为年少时犯过的这一次错误，他再也没有权利和能力去追求那份幸福。这样的人生对他来说公平吗？
初中的寝室里，魏径天是最有钱的，一周生活费50元；王刚是生活费最低的，一周只有15元。而其他室友，大部分每周生活费在20元至30元。因为家庭条件的差距，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魏径天的柜子里长期放有整箱的矿泉水和大苹果，他很少在学校食堂吃饭，每天都在校外的馆子里吃小炒；而王刚同学却很节省，经常在食堂里只买米饭不买菜，用自己带来的香辣酱下饭吃。王刚初中时学习很努力，但成绩却一直只是中等。而且卫生习惯可能不太讲究，初一时得过严重的角膜炎，当时称为红眼磅。后来他鼻子又被细菌感染，一度被我们当作取笑的对象，说他“红眼睛红鼻头”。
多年后再想起这些，我不禁觉得一阵惭愧。王刚的母亲在乡镇上开个小茶馆供他读书，非常的艰难。所以王刚在初一时，就明白家庭的不易，不仅非常节省，还比别人更加努力的读书。成绩不优秀也许与学习方法有关，也许是因为营养不良。但小小年纪的他，当时的这份懂事，当时肩上扛起的这份压力，却足以让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孩子汗颜。第一学期半期考试成绩公布后，我曾看见王刚一个人躲在蚊帐里默默的流眼泪。当时的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却又不明白很多东西。
好像是初一下期，周老师把柳杰和彭磊调到了我和肖丹的座位后排。不知道周老师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但这一次的座位调整，让我相信了冥冥中自有天意。最初，因为我和柳杰、彭磊都喜欢看足球比赛，聊足球话题，被周围的同学称为“足球三剑客”。但后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最终成为了“三兄弟”。我们一起聊世界杯、欧洲杯，看甲A联赛，为全兴队加油。也在假期时一起踢球，一起抄作业，完成寒假、暑假老师布置的任务。
初中时期开始兴起了穿足球服的风气，全班第一个买足球服的同学就是柳杰。他买的是一件KAPPER标志的AC米兰队球服。一周以后，我也去买了一件AC米兰的球服，标志和柳杰的不一样。当时大家都说我的那件是正品，柳杰那件是歪货，因为柳杰那件的标志图案是两个裸体背靠背。后来才知道，两个小人背靠背就是KAPPER的标志图案，虽然衣服确实不是正品，但标志做得没问题。后来柳杰又去重新去买了一件拉齐奥队的球服，彭磊也去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们三个成为了全班最早穿足球服的人。直到今天，我们三个还保留着“三兄弟”时期的感情。虽然彭磊后来定居在四川省外，但只要他回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聊起那些共同的回忆。也许最初的感情来自于上天的安排，也受到上天的眷顾，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它比后来的各种情谊都来得珍贵。
年少时期也会有种种小遗憾，而有些遗憾却让人一生都不能释怀。如果你问我初中三年中，我们有没有一次校外的集体活动，我会肯定的回答：“没有”。其实本来是有机会的，初一下期时，学校计划组织初一年级的师生一起去玉蟾山春游。那一周我们很激动，有的同学甚至提前几天就买好了春游时需要携带的零食。临近周末的那几天，隆昌下起了毛毛细雨，让很多同学担心，春游会不会因为下雨推迟。但周五那天下午，朱静老师站在讲台上告诉大家：“明天的春游，风雨无阻！”。
周六早上，当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教室里等待时，周老师突然宣布，春游取消了，周六早上改为上自习。那种心情谁经历过谁知道，像是上帝给你开了一扇门，然后又关掉。事后，我们才听说，是年级里有一个家长周六当天给校领导打电话，说前两天下雨，路面湿滑，出游不安全。校领导最终决定取消本次春游计划。当年的我挺埋怨那个家长，因为他毁掉了我们的春游计划。但多年后却觉得，学校的领导在这件事情上太没有担当。面对家长的质疑，校领导难道不应该告诉家长，学校会加倍做好安全工作，尽全力保证每一个师生的平安。选择取消春游是校领导懦弱的表现，也体现了一个人是否有担当，愿不愿意承担责任。正因为校领导的那一次懦弱，我们失去了一次本应该记忆深刻的集体旅行，而这样的旅行却又是我们初中三年的唯一。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年少的我们来说，有些残忍，也给我们留下了毕生的遗憾。
文艺生活是初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班当时的文艺委员是李萍。那时，每天下午第一节课之前，都会有10分钟唱歌时间。李萍会站在讲台上给大家起歌，而全班同学就在下面一起合唱。初一时候全班经常唱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也唱邰正宵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千纸鹤》。还有一首《青春舞曲》让我一直难忘：“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踪影，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多年后再回想起当初全班一起合唱这首歌的情景，才发现我们的青春小鸟真的一去不回来了。当年的我们体会不到这首歌的含义，而如今却发现自己早已是那曲中之人。
初一时期大陆乐坛流行的歌曲不多，但每一首都深入人心。《中华民谣》、《大中国》、《笑脸》等歌曲在每条大街小巷里，不停的传唱着。尤其是谢东的那首《笑脸》，当时几乎成为了全民歌曲。有一次，我在校门口看见了骑着摩托车，刚刚回学校的周老师，嘴里还在不停的哼唱着：“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的手儿牵”。这些歌曲记录着那个年代的许多往事，也记录着我们的青春片段。它们就像一部陈旧的放映机，总在某些片刻唤起我内心深处的那些古早的回忆。
你是否还记得这样的声音：“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闭眼.......”；是否记得初一歌咏比赛时，我们全班合唱的那首《大海啊故乡》：“小时候，妈妈对我说，大海就是我的家，海边出生，海里成长........”；是否记得当年靳龙老师教我们的第七套广播体操。又是否还记得杨海波因为在教室里吃麻杆糖被抓住，被周老师要求给全班每个同学买一个麻杆糖；是否记得何叶同学经常用理直气壮的口气跟周老师顶撞，后来大家称他为“猫咪”；是否记得初一时好多外班的男生跑到我们班的教室门口来看美女——杨春同学。
不管你记得还是忘记，初一年级的新鲜感都在这一幕幕的片段中渐渐褪去，只留下了慢慢长高、长大的我们。如果说初一时的相遇是一场来自时光的馈赠，那回首时也许应该更加虔诚。然而时间的白马总是朝前方飞奔着，还没等我们去回首，就匆匆来到了初二年级。
1995年的9月，我们初二刚开学的日子，也许是隆昌近30年来最热的一个9月。也是在那一年，我学会了一个新名词——“秋老虎”。当时过完暑假，刚返校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生活的艰难。寝室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通风条件也不好，而我们的床上连竹凉席也没有，铺的是不散热的草席。每一个炎热的晚上，我躺在床上，都会盼望时间过快一点，让我把这份难受早点熬过去。就这么想着想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而第二天晚上来临之时，又面临着同样的煎熬。
除了天气炎热之外，学校还停水。我们连刷牙、洗脸的生活用水都无法保证，更别说洗澡了。好多住校生提着塑料桶到二中校门外的山坡下去打井水，打一桶水需要走接近一公里，还要提着水桶去爬那条长长的梯道。后来隆昌县临时调用古宇湖的水源供应学校的生活用水（当年古宇湖的水，可不像现在这么干净）。虽然学校的水管里可以放出水了，但水里经常都能看见小虫子和浮游生物，让我们不敢用那个水来刷牙、洗脸。
那一年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也因为合同到期的问题，一直不开门营业，想买点饮用水也非常困难。小卖部的那几个阿姨偶尔会提着篮子到寝室门口来卖“大冰”，虽然5毛钱一袋的价格并不便宜，但依然被大家抢购。有一次我非常口渴，却找不到买水的地方。突然看见了一个大婶，挑着满满的两大桶苦丁茶在校门口售卖，1毛钱一杯。我一口气喝了3杯。那是我第一次喝苦丁茶，那种涩苦中带点药味的味道，让我觉得好甘甜、好解渴。后来我每次喝到苦丁茶时，都会回忆起那段往事。那位大婶为我提供的3杯苦丁茶，成为了艰苦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记忆。
进入初二年级后，我们的语文老师换成了张玉芬老师。同时，课程表中增加了物理课，迎来了秦剑虹老师。初中阶段，除了班主任周老师外，对我关注度最高的老师也许就是这两位。张玉芬老师刚调到二中教我们的时候，我父母曾经去办公室找过她，了解一下我的语文学习情况。当提到我名字时，张老师想了半天，最后忽然有所顿悟，说：“罗珣，是不是字写得很差的那个娃娃？”。初二下期的一次语文课上，张老师正在讲那篇关于美女罗敷的古文。我当时也和邻桌的一位同学讨论起关于罗敷的话题。张老师突然在课堂上大喊一声：“罗珣，你是罗敷的哪个嘛，很了解罗敷？”下面的一位同学马上跟着接嘴，说：“罗珣是罗敷的哥哥”，弄得张老师突然间有点哭笑不得。自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同学称我“罗敷哥哥”。
也许是因为这些细节加深了印象，张老师在初二、初三那两年挺关照我的。我每周写的周记，张老师都会批注很多文字。除了这两件事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对张老师记忆深刻。那是初三时有一次语文课上，她让我们讨论自己名字的含义。班里有位同学马上开玩笑的说道周老师的名字“周长远”。张老师当时很淡定的说：周老师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周长”这个词预示着他会教数学，“长远”这个词说明了他志向远大，会当班主任。想到这个细节，我忽然觉得张老师还挺有临场应变能力的。
秦建虹老师对我的关注，可能是因为我初中的物理成绩比较好。其实也只有物理这一科，是我敢拿出来跟全班前几名那几位大神比的。秦老师平时很少抽我起来回答问题，但有两次遇到比较难的问题，班上大部分同学回答不出来，秦老师就叫我起来回答。初三时的中学生物理竞赛，秦老师在班上只选了我一个去参赛。不过我的参赛成绩不太理想，只获得了内江市一等奖，而年级里的另一位同学，获得了四川省二等奖。中考的时候，我的物理考了100分，也算是对秦老师的一个回报吧。
初二这年，我们班也分来了新同学，男生有张时利和范飞，他们俩都住校。张时利力气很大，经常两只手分别提一桶满桶的水，然后一口气从寝室1楼跑到3楼。周老师对张时利比较关照，因为张时利的哥哥是周老师上一届的学生。范飞刚来时属于那种比较老实的学生，不算太爱开玩笑，说话也比较正经。
初二的寝室里，魏径天是最引人瞩目的明星。他不仅最有钱，耍得好，成绩还能进全班前五名。初二时魏经天迷上了看武侠小说，每晚熄灯后还会给全寝室的室友们摆小说里的故事。一度，魏经天的武侠讲坛成为了我们寝室每晚最期待的节目，每次他开讲前都会有室友唱“盘古开天地”那首歌，为它的演讲造势。我还记得魏经天讲的那部《风流小龙神》，当时听的好入迷，以至于初中毕业后我还专门去租了这部小说的原版来看。却发现看小说的过程，远远不如听魏经天的讲解那么引人入胜。
除了看小说，有一阵魏经天还迷上了玩PS游戏。经常晚自习结束后，他就私自出校，去隆昌老电影院旁边的游戏室耍PS游戏，耍到凌晨两三点，再翻墙回到宿舍。有几次甚至是耍通宵，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受他的影响，我和阳海波也跟着去玩过几次游戏。每次凌晨回校，翻二中围墙时，我都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感叹自己怎么沦落到了翻围墙的田地。年少时的疯狂，让现在的我都感觉意外，但我却从来没有为那些经历后悔过。后来的我变得越来越胆小，越来越没有激情，而当初的那些疯狂举动，反而成为了此生最闪亮的记忆。
隆昌二中每年的运动会，是我们最轻松的日子。那几天时间，我们不用上课。运动员参加比赛，不参赛的同学就把桌子板凳搬到每个班级的定点区域，坐在那里为班上的运动员加油。大部分时间，多数同学都在下棋或听音乐，只有当自己班上的参赛选手路过座位旁，我们才会大声的呐喊助威。运动会上，每个班会选一名同学当通讯员。通讯员要不停的写文章，然后拿到广播站去广播，为班里的运动员加油。初中三年的三次运动会，我们班初一、初二两次得了全年级第二名，而初三时幸运的拿到了全年级第一名。记得钟武同学初一结束后就转校去了内江体校读书，但初二运动会时还专门回来，代表我们班参赛。这种集体的荣誉感，也只有在那个社会主义年代的背景下才表现的如此强烈。
初中三年中，曾燕，古丽娜，曾恕金长期占据全班总成绩的前三名。初一的几次考试，曾燕是全班第一名；而从初二开始，古丽娜一直守住了全班第一的宝座。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但以成绩论英雄的中学时代，我一直对全班前三名的这三个同学有敬畏之心，很怕去跟他们讲话或近距离接触。就连曾燕这个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我都好像没在初中三年中和她说过话。大学毕业后和曾燕聚会过很多次，每次我都会开玩笑的说她初中三年很傲娇，从来不理我这个小学同学。但其实我自己知道，不关曾燕什么事，原因在于我的这份敬畏之心，是它让我时刻保持着距离。而古丽娜，一个在初一时跟我没有任何交集的学霸女神，对她的敬畏之心可能更胜曾燕。在原本的那个平行空间中，我们俩也许只是匆匆而过的路人。
我不知道初二时周老师为什么会让我调座位，更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我调到第一排，跟古丽娜同桌。我只记得就快要把桌子搬过去的那一瞬间，我很期待，却又很惶恐。我时常在想，这一次的调座位对我之后的人生轨迹是否真的有重大影响？是像《蝴蝶效应》中说的那样，一个微小的改变可以让结局大相径庭？还是像伽利略告诉世人的那样，两个铁球总会同时落地，不管过程如何，结局却是殊途同归？
古丽娜是那种进取心很强，很自律，却又不乏各类兴趣爱好的女生。样子长得很娇气，性格却挺大气。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完全颠覆了我以往对学霸的认知。其实后来才知道，好多学霸都有类似的特点，并不是除了学习，别的事情都不做。完全印证了那句话，学霸们的特点都极为相似，而学渣的世界却各有不同。记得初中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看席绢的言情小说，班里的好多男女生都看过。我也在班里无意间看到过两本书，一本是《一赌江山美人心》，一本是《亲爱的，你被我设计了》。有一次跟古丽娜聊天时突然提到了这两本书，她马上说出了小说的大体内容，并且说她不喜欢小说里的某个女主角。我当时挺震惊的，很想问她，成绩这么好，回家还要看言情小说？这不应该是坏学生们做的事情么？
我记不清楚当年向古丽娜请教过几次学习方面的问题，但和她聊日常琐事，明星八卦的时间显然多于讨论学习的时间。当然一起聊天的不止我和古丽娜，还有坐在我们座位后排的黄鹂、廖春丽。黄鹂那时候是物理课代表，成绩比较好。虽然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孩子，但跟我们几个聊天时也会很投入。初二时，我们坐在教室最左边的那个小组，黄鹂座位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爱因斯坦的画像。我偶尔会用崇拜的目光望着那幅画像。黄鹂时常开玩笑的说她耽误我了，应该我去坐爱因斯坦的下面更合适。廖春丽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成绩也比较好，而且非常外向，总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在初二初三那两年时间里，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充满乐趣的话题。
那些日子很平静，却充满着快乐。我们在云卷云舒的不经意间观看沿途的风景，起落的故事。课堂上的窃窃私语，课间休息时的嘻哈打闹，仿佛都在书写一页页关于年轻的童话。体育课上挥着汗水，踢着足球的单薄身影；食堂窗口前，那些拥挤的人潮；放学后，一群群背着书包，涌向校门的背影。当时的我以为这些只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却不曾想一转眼之后，所有都成为了记忆中的绝版。为什么人总是对拥有的不珍惜，却在失去以后才会顿感哀伤的漂亮。
初二下期，曾恕金同学的母亲去世了，周老师组织我们全班同学到曾恕金家里进行了一次慰问。记得那一路上，我们翻过了好多的山丘小道，也路过了不少的泥泞土坑。当看到曾恕金家里的条件时，我对曾恕金一直以来的敬畏与羡慕之心突然间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油然而生的同情。当时的我很难想象曾恕金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更不知道他该如何去面对没有母亲的未来。多年后的我才明白了，那时候的自己虽然多愁善感，却很无知。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城市里面，不是每个家庭都住楼房，从农村出来的同学，几乎都像曾恕金这样的家庭条件；而失去父母的感受，所有人都会经历。每一个恋家的孩子，最终都会看着父母离自己越来越远。
伴随着这些伤感的情愫，以及年少的无知与迷糊，初二年级的学习和生活落下了帷幕。等待我们的将是初中生涯的最后一年——初三。
由于老的初中部教学楼要拆掉重建，我们初三那一年的教室换到了实验楼的三楼。三楼那间教室虽然也很老旧，但由于楼层高，光线好，比原先那间教室明亮了许多。周老师在初三时期对座位进行了重大调整。成绩在全班前30名的同学被调整到了前四排，而30名以后的同学坐四排以后的座位。
从此以后，前四排和四排后，成为了两个世界。第四排座位犹如一条楚河汉界，划分了不同的学习成绩，不同的兴趣爱好，以及不同的小群体。初三运动会时，代表班上参加比赛的全是四排以后的同学，前四排一个都没有。李亮同学当时还发表过感叹，说平时所有老师都更重视前几排的同学，但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要靠坐后排的同学撑起。
周老师对班上的纪律管理更加严格了。有一次，杨海波同学在上课时戴着耳机听随身听（当时叫做单放机），无意中唱出了声来。周老师知道后，让杨海波把随身听拿出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那个随身听踩成碎片。以此警告全班同学，不准在教室里听音乐。想起初一时，杨海波被罚给全班同学一人买一个麻杆糖，我忍不住会心一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杨海波呢？
当年的周老师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血气方刚，对我们也特别严厉。我记得从初一开始就经常到他办公室做下蹲运动，也有几次在教室门口罚站；被周老师扭脸，扭耳朵的经历更是不计其数。初三时的有一天，课间休息时间，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和同学聊天。周老师在一楼看见了我，想喊我下楼去帮他拿个东西到教室里，于是在楼下喊我。当时我正和同学聊得开心，哪里会注意到楼下有人喊我。周老师于是走上楼来扭着我的耳朵说，这个耳朵听不到声音吗？我当时特别委屈，自己又没有犯什么错误，就是没听到周老师喊我，就被扭耳朵。周老师还特别反感我们把外套敞开穿。他常说衣服不拉拉丝，就像肚皮没有封口一样，极其难看。在初中那三年中，我从来不敢在教室里把外套拉丝拉开。
除了大棒政策以外，周老师还会给我们喂胡萝卜。初中时，他经常给我们说高中部教学楼的条件有多好。说那个教室里的黑板都是毛玻璃做的，用粉笔刷轻轻一擦，黑板上一点痕迹都没有。这让当时的我对高中教室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也突然间有了诗和远方。可后来在二中读高中时才发现，那就是普普通通的黑板，哪有周老师说的那么神奇。
正因为周老师的严厉，我们班的同学特别害怕周老师，班级纪律成为了全年级最好。那时周老师喜欢骑一辆125摩托。有几次晚自习，记不清是董建军还是胡锦翔去上厕所时听见校门口方向传来了摩托车声音。于是回班上给大家报警，说周老师回来了，教室瞬间变得鸦雀无声。也许有时的摩托车声音，并不是周老师，而是二中的其他老师，但单纯的摩托车声音已经足够震慑我们幼小的心灵。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我们班的成绩在年级里一枝独秀，拉开了第二名很大的距离。中考时，考上高中的人数，也遥遥领先。
从96年开始，四川石油局井下作业处的职工基地逐渐从圣灯搬到隆昌，我的家也搬到了隆昌。我从此从一名住校生，变为了通校生。每天放学后，我会和柳杰、彭磊，跟着大队的人群走出校门，走过校门外的那条大路，来到彭磊家旁边的那个采石场。然后又路过山坡上柳杰家租的那个房子，最后回到我自己的家——井下基地。
在我们这一路上，要经过当年62部队的基地（现在春光花园小区的位置）。62部队的基地里有一片长满草的大场地，成为了踢球爱好者的乐园。每个周末的下午，会有很多人在里面踢各种小场的比赛。我和彭磊、柳杰、钟啸也经常去那里踢球。踢完球后，还会到62部队里面的那家“大冰”批发站买“大冰”喝。外面“大冰”的零售价是五毛钱一袋，而批发站里只要两毛。至今回想起来，在那个杂草丛生的场地里，我们度过了多少的欢乐时光。那些充满期待的周末下午，那些挥汗如雨的每个瞬间，那些喝着“大冰”时的激爽清凉。或许没有什么是不能被遗忘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替代的，除了无忧的年少。
麻将电子游戏机在初三那一年特别流行。隆昌街上的好多家电子游戏机室，都把所有的电子游戏机换成了麻将机。那时最流行的一种麻将机叫作“搓牌高手”，一个穿泳装的卡通美女和你对打2人麻将。你可以随时按换牌键，和她交换麻将，每当换牌时，她就会撒娇的对你说：“你赖皮！”或者“你怎么可以这样！”。麻将过程中机子会随机启动“搓牌时间”，你可以通过搓牌把即将摸的下一张牌变为你想要的牌。偶尔机子还会出现名为“大满贯”的送分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每一把起到手上的都是些极品牌，很容易做成分数为“溢满”的封顶牌。我也是在那时学会了各种满牌的打法和名称，什么“字一色”“小四喜”“大三元”“国士无双”“九莲宝灯”之类的。二中校门外那条小巷和大北街的接口处就有一家游戏室，外边是茶馆，里边就是麻将机。那是我初三时期经常去玩耍的乐园。说来也惭愧，中考前一天晚上我还在一家游戏室打麻将机，让我父亲急的在整个隆昌城区到处找我。
课堂上的学习依然是紧张的。由于我周围的三个同学，古丽娜、黄鹂、廖春丽都是学习习惯很好，又比较守纪律那种，我在初三那年的学习习惯也还保持得不错。不过课间休息时也会有很多玩笑。廖春丽在初三时用文言文帮我写了个自传，取名叫《罗敷兄长传》，给周边的同学传阅。我当时虽然很不高兴，但又不得不佩服廖春丽的文言文功底。我初三有段时间总是一套校服和一套运动服换着穿，自己却感觉很习惯。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我穿了一套牛仔的衣服和裤子去上晚自习，没想到古丽娜惊诧的望着我，感叹道：“你终于换衣服了”。弄得我当时好尴尬。
我也被老师表扬过一次。有一次政治考试，二班先考，我们三班晚一天考试。我初中跟二班的张磊关系很好，他把他们考试的试卷提前给了我。我于是提前一天把考试题目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考了99分的成绩。政治课上，廖忠驰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这次考试全年级上90分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班的罗珣同学，而且差一点得了满分”。当时我坐在座位上，又有点欢喜，又有些脸红。这是我中学生涯中，唯一一次在班上被老师表扬。那一点点美好的小记忆，也陪伴我穿越过了时光的层层迷雾，一直保留到今天。
那个年代思想很保守，中学生谈恋爱简直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我记得初一时，年级里有一对耍朋友的学生，被老师发现后差点将他们俩开除。但渐渐的我们长大了，对那些男女之情的向往，犹如烧不尽的野草，在心中慢慢萌芽。初二后期到初三那一年，班上耍朋友或者彼此有暧昧关系的同学，越来越多。我记忆中曾恕金和张云川，董建军和曹谢丹，吴剑和魏友谊，黄涛和陈思都是全班公开的CP。最开始我对曾恕金和张云川谈恋爱还很难接受。一个是班上的学霸，一个是班长，怎么也会干耍朋友这种“恶劣”的事情。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学陷入了情感的浪潮之中，我也就不再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
除了这些成对的，更多的同学则是有喜欢的对象，却不敢说出口。那是一种微风拂过眉梢的感觉，心里痒痒的，却不能露于言表。“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多年后的我们，当再一次回忆起那段既甜蜜又伤感的情感萌芽期时，是否还会有心跳的感觉。是谁在你耳边轻轻地哼起节拍，谁让你想起那些年的最爱？
不知不觉间，远方传来了散场的钟声，我们初中生涯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在那段时间里，同学之间开始相互写同学录，交换照片。想到快要毕业，就要分别，大家其实并没有太多感伤，反而更多的是期待。也许摆脱初三艰苦的学习状态，成为了大多数人最主要的想法。一向严厉的周老师，在那段时间并没有禁止我们在班上写毕业留言和交换照片，反而在联系学校食堂，给我们煮鸡蛋。也许那段时间的分心，对最后的中考有一定的影响，让我们的中考分数有所下滑。但那一本本满载着记忆的同学录，那一堆穿着土气却充满朝气的老照片，却提醒着我们要感谢周老师的那一次宽松，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青春纪念册。
中考的前两天，我们体验了初中三年中唯一的一次仪式，毕业午会。周老师让我们每人提前准备了一件礼物，在那个下午，送给另一位同学。具体送给谁由抽签决定，每一轮被抽到的两个同学，互相交换礼物。我记得我当时抽到和柳杰交换礼物，我送他了一个笔记本，而他送我了一个装在纸盒子里的小熊。
回想起这些，我才突然意识到，周老师虽然严厉，对我们的成绩要求高，但也是个有情怀的人。从他遇到我们第一天讲的那段话，到中考前的这些安排，感觉他把同学之间的这份友情与记忆看得比中考成绩还重要。也许我们曾经抱怨过周老师打骂学生时的野蛮粗暴，批判过他执法时的种种不公平，但时隔多年以后，我却想把最深的敬意献给这位人生路上的启蒙老师。是他当年严格管教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也是他在最后时刻捍卫了我们初中时代的同学情谊，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转眼间，我们的初中时代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那些我们谱写的青春故事，也早已被吹到岁月的尘埃之中，如云烟般飘散。每每回到隆昌二中的校园，看着那条熟悉的长廊，总会有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惆怅。那隔岸天空下的颜色，从毕业那一天起，我就再也触摸不到。不知那些美丽的梦想，后来是否已经展翅翱翔，到达了空濛的彼岸。
如果时间的线、岁月的帆还停留在那个年代，我是否还能在那个菁菁校园里找回曾经的童真；如果时光不曾走远，年华不曾老去，我是否还会在那间小小的教室里鞠一捧岁月，书一笔清远。“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也许只有当我深陷回忆之时，才能重新回到当时的场景，看见当年的自己。然而回忆总是孤独的，让人忽然想起了初三时那首很红的流行歌曲《阿莲》 ： “我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