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1.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一、概念澄清与版本辨析

1. “四科十哲”的体系建构

德行科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德性纯粹”为判准，强调内在修养的至高境界。

颜渊：仁德精纯，箪食瓢饮不改其乐。（《雍也》） 

闵子骞：孝悌典范，婉拒费宰以守亲。（《先进》） 

冉伯牛：德厚而疾，天命不佑。（《雍也》） 

仲弓：宽弘简重，南面之才。（《雍也》） 

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重实践表现，德行科代表儒家伦理的践行者。 

傅佩荣《论语三百讲》：将德行视为“生命的整体气象”，超越具体行为规范。 

言语科

朱熹：外交辞令与思想表达并重，体现“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 

宰我：利口辩辞，问丧问社显机锋。（《八佾》《阳货》） 

子贡：纵横捭阖，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杨伯峻：侧重实际外交能力，言语科弟子多任行人（外交官）之职。 

傅佩荣：强调语言对真理的揭示功能，言语须以德性为根基。 

政事科

朱熹：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政事乃“礼乐教化”的实践场域。 

冉有：足民之术精，然未能以礼止季氏（《先进》） 

季路（子路）：果敢断讼，然死于卫乱。（《宪问》） 

杨伯峻：关注具体行政能力，如赋税、军务、刑狱等实务。 

傅佩荣：指出政事须以“正名”为前提（《子路》），否则沦为权术。 

文学科

朱熹：特指“先王典章”之学，非今之文艺创作。 

子游：深通礼乐，弦歌武城。（《阳货》） 

子夏：发明章句，传经于西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杨伯峻：解作文献典籍研究，尤重《诗》《书》传承。 

傅佩荣：赋予“文以载道”的哲学意涵，文学乃道统载体。 

2. “科”字训诂

甲骨文“科”象以斗量禾，引申为分类品第。《说文》：“科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此处指孔门教学的分科体系。 

二、译文（信达雅三层递进）

直译（信）

（孔门弟子中）德行卓著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辞令者：宰我、子贡。精通政事者：冉有、季路。深研文献者：子游、子夏。 

意译（达）

夫子门下英才济济： 

德性修养臻于至善的，当推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外交应对辞令机敏的，首数宰我、子贡； 

治国理政才干超群的，有冉有、季路； 

典章学术造诣精深的，则是子游、子夏。 

雅译（雅）

圣门四科，十哲流芳： 

颜闵冉仲，怀瑾握瑜，德润身心； 

宰予端木，纵横捭阖，舌灿莲花； 

冉求仲由，经纶世务，砥柱中流； 

言偃卜商，皓首穷经，斯文在兹。

三、系统诠释（它说什么→能说什么→应该说什么）

1. 历史语境

教学制度演变：对比西周官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门四科标志私学教育体系化（《史记·孔子世家》“弟子盖三千焉”）。 

人才选拔转型：突破世卿世禄制，开创以德能授位的教育理想（《子张》“学而优则仕”）。 

2. 哲学延展

朱熹：四科暗合《大学》“三纲八目”，德行对应“明明德”，政事对应“新民”，文学对应“止于至善”。 

杨伯峻：反映孔子因材施教理念（《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分类标准基于弟子禀赋差异。 

傅佩荣：四科实为完整人格的四维：

德行：价值根基

言语：沟通智慧

政事：实践能力

文学：文化传承 

3. 现代启示

通识教育：对照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四科体系蕴含专业性与人文性的平衡。

核心素养：德行（品德）、言语（沟通）、政事（实践）、文学（文化）对应21世纪四大关键能力。

学科建制批判：反思现代学术过度分化，重申“君子不器”的整体性视野（《为政》）。 

四、判准构建

1. 诠释原则

发生学方法：追溯四科划分与孔子教学实践的关系（参考《论语》中师徒问答记录）。 

结构主义分析：四科构成“德（价值）—言（表达）—政（实践）—文（传承）”的意义链环。

2. 矛盾调和

表面矛盾：冉有列名政事科，却因助季氏聚敛受孔子批评（《先进》“非吾徒也”）。

深层统一：孔子区分“才能”与“德性”，政事科仅评断其行政能力，不涵盖道德评价。 

跨文化参照

柏拉图学园：比较孔门四科与柏拉图“辩证法、物理学、伦理学”三分体系，揭示东西方对“完整人格”培养的异同。

竹林七贤：魏晋人物品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标准，可见儒学对传统人才评价体系的深远影响。 

古文字形解析

德：从“彳”（道路）从“直”，本义为“循正途直行”，引申为内在品性。 

文：象人身绘纹饰，初指礼乐仪制，后衍生文化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