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者,性也,精也,魂也,是以承也。凡世间万物,皆以心许之,耐心徐之。
16年12月16日,一部名叫《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电影上映。作为同期上映电影中类型稀缺的纪录片电影堪称一股“清流”。“在浮躁慌乱中回归安宁”、“很真实、很生活化”、“看完后给予更多的思考空间”、“人情味都在京腔十足的生活场景中缓缓流淌。”这是许多人观影后的评价。著名影评人木卫二更撰文夸赞电影“是一道小心翼翼,细碎零零但坚韧的心灵桥梁。”其实,电影能获得如此多的好评,正是那些在故宫修补文物的“灵魂工程师”,他们用小心、细心、耐心“穿越千年”,与千百年前的作者沟通,切磋。每一件文物,不仅有制作者的心血,岁月的沉淀,也有修补的工匠们一生的守护。
也许是钟表匠,也可能是摹画工,又或者是木工,他们仿佛被遗忘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也许修补一个钟表需要数月,临摹一幅画耗时数年,但这些都不能阻止他们,宫墙外的世界绚丽繁华,宫墙内的日子寂静清冷。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来诠释“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择一事,终一生”。
在这个机器工业时代,许多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手艺逐渐失传,但仍有一些人,愿意用自己的双手,让它们薪火相传。
当一碗正宗可口的酸辣粉入口,你情不自禁的回忆红薯粉条的爽口,你是否有想过它的制作?
在我的家乡,每年都会制作红薯粉条。但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等待,以及费力的劳作。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我的堂外公,如今已经耄耋之年,仍然放不下手里这把干了一辈子的活。
做红薯粉条,先得从红薯淀粉做起。这两个过程,都需要一个老师傅在场。秋日里挑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将收获的红薯洗净,将洗净的红薯与大木桶一起运到村头的大石碓旁。将一部分红薯放进凹槽里,这石碓是人力的,一个大石锤,嵌在一个长木板里,用杠杆原理,在后面踩,石锤就会抬起来,放就会砸下去,红薯的奶白的浆溅得四处都是。砸碎后弄到大木桶里,又放上红薯,如此循环往复。这需要三四个健壮有力的男性,大半天才能完成。将木桶搬回家后,兑适当比例的水,用细布过滤出浆,用大桶接住浆,沉淀一个晚上,淀粉便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静静呆在桶底。舀出上层的水,铺上干净的白布,我仍然清楚的记得,堂外公铺白布时那一脸严肃的表情,更像是一种祭祀的仪式,庄重肃穆。铺好后,往白布上铺一层厚厚的草木灰吸干多余的水分。寻一个艳阳天,两根长凳,一块木板,铺上干净白布,揭开两天的等待,用长柄刀,把红薯淀粉一块一块的从桶里分出来,晾晒干。如此红薯淀粉便完成了。
但想要吃红薯粉条,还得等到冬日,我们把制作红薯粉条称为“提粉”。堂外公说,“想吃最好的苕粉,不仅要苕好,粉好,这个温度也马虎不得呢!”因此,这个冬天,许多地方的人都会请堂外公帮忙制作红薯粉条。寨上寨下,山上山下,但他只会接下四五家的活,提粉是个精细活,一点都马虎不得,每家估计会花上两到三天。这几天堂外公的食宿全包,另外还有20块钱的酒钱。可是这个过程必须全程由堂外公来进行。红薯粉与面粉的比例并没有精确的数字,一般人都掌握不好,只有长年制作的老师傅才能从和面,揉面这个过程去体会什么面少了。揉面是个力气活,相信许多人都知道,红薯淀粉并不像普通面粉,红薯粉一受力就会变硬,还需要不停翻转,这里需要连续不断地揉、翻两个小时。再醒面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就可以趁醒面的时间烧一大锅开水,柴火不能停,保证水一直沸腾,专用一个大木瓢,下方有6个手指粗的孔,面醒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装到瓢里,用手使劲连续不断地捶表面,面就会从孔里漏下,等面均匀时往锅里下。煮好了就要开始“洗粉”了。这个过程一般是村里的妇女做,冬日里,院坝下着雪,之前沉淀用的大木桶里装着温水冒着热腾腾的水汽,大家说笑嘴里也哈着热气,一遍又一遍的淘洗煮好的粉,并掐去疙瘩,整理成长短一致的粉条就晾在干净的杆上,面在这一热一冷的过程中更加劲道,但……妇女们的手却生了冻疮。
等粉条干了后收起来,吃不完的可以趁赶集时拿去卖,或者给城里的亲戚留上一把,冬天煮火锅,炖猪蹄,人们脸上都是满满的满足。
如今,村子里许多年轻人外出务工,种地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也很少有人请堂外公做红薯粉了,他八十岁了仍然身子骨硬朗,自己每年还是会种一片红薯,冬天,孙子和外孙,从外地回来过年,仍然能吃上新鲜的红薯粉。去年回家,堂外公正在做红薯粉,每一捶下去,手上的青筋暴涨,我老远叫了一声外公,他满脸洋溢着笑,大声说:“回来啦?回来就好!”
后来,我问他,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一天不去找村里的爷爷们喝两口酒,折腾这些干啥。他说:小丫头可别瞎说,这可是个精细活,老头子我这一辈子也不会个别的啥,这个活我干了一辈子了,离不得,就想再好好干几年,老了就干不动咯!指不定哪天半截黄土就埋过头了,就想着把这个手艺再精简一下,让你们这些年轻人,没了我,也能吃上……哎……”他长叹一口气,我心里也多了些许伤感。
不论是故宫修补文物的工匠们,还是村里耄耋之年的堂外公,他们做着不同的工作,却都成为彼此一生的追求,他们都是“灵魂匠人”。
也许这便是,匠者,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