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
2020年春节，人们画地为牢。我第一次有了那么多的时间，听母亲讲祖辈的故事。
民国五年1916年7月18（旧历六月十九），那一年欧洲战场如火如荼，千里之外的北平正不断的上演着改朝换代。遥远的辽东有一片青山绿水间坐落着宁静的村庄，似乎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未扰乱人们的生活。
大家像平日里一样劳作着。这一天李姓地主家的二姨太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李克荣”，李地主在当地赫赫有名，现在看大概位置应该在“铁甲水库”附近，母亲说她依稀可以记得的地名是“脉起”。李地主的大房一共生养了四个子女，他的二房生养了六个子女，二房的第二个女儿就是我的姥姥。我分别还有大姨姥，三姨姥、四舅姥爷、五舅姥爷和小姨姥。李地主的二姨太活了101岁，按辈分是我的太姥（曾外祖母），我年幼时见过她几面，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奶奶，90多岁依然耳聪目明。她生于1887年，整整走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历史记录在1900年时清政府已经不提倡妇女缠足，可能是过于偏远，或者是地主家的规矩过于严苛，姥姥还是没能幸免依旧缠了足。我记忆中的姥姥是一个身材挺拔的小脚老太太，她时常对我说缠足很疼，她缠了几年之后才接到政府通知取消这一陋习，可是脚趾已经变形无法恢复。我见过姥姥的脚，小脚趾内扣着藏在脚底，这样的脚是无法奔跑和跳跃的。
姥爷出生于1918年比姥姥还小两岁，母亲说姥爷个子不太高，长相大抵和我大舅差不多。姥姥是个大骨架，额头很宽、大眼睛高鼻梁，又比姥爷大两岁，我想多少有点童养媳的感觉吧。
姥爷姓赵，名文生。世代居住在铁甲水库旁的北赵家堡，家里开着染坊和药铺属于晚清的工商业萌芽。姥爷是长子，他有一个弟弟。本来是家境殷实，可是民国初年，政府混乱无能、盗匪横行。姥爷的父亲两次被绑票索要巨额赎金。变卖家产筹钱赎人是唯一的选择，两次折腾下来家道中落。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大概是1950年前后，时代运动中，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愿景让广大贫苦百姓开启了激进的模式。他们冲进已经衰败的姥爷家中，翻箱倒柜的寻找姥爷家祖传的一对玉镯。这对玉镯想来是非常精美，多年前姥爷的奶奶曾经带着它在众人面前炫耀过，精美的玉镯夺目的光彩在人们心中埋下了嫉妒的刺。老奶奶早已将玉镯藏在水缸底，看似无意倒扣着的水瓢下面。人们寻找未果，气急败坏的开始毒打家中的长子。老奶奶咬着牙也没交出玉镯，人们因为嫉妒变得狂躁，他们要的只是宣泄而不是结果。从那次姥爷被打坏了腰，这是一个民间说法，大抵和脊椎无关，应该是肾脏损伤。
姥爷身体每况愈下，医治无果于1954年病逝，享年只有36岁。那一年母亲只有五岁，小姨才三岁，这时候姥姥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后来因为家中穷困两个孩子相继因为天花夭折。姥姥常说起，妈妈和小姨同时因为没有钱接种天花疫苗而病倒（那个年代对穷困的家庭来说疫苗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因为天花有极强的传染性，族人将发着高烧已经昏迷的两个女娃扔出门外等着收尸人拉走。姥姥苦苦哀求，别动那两个孩子，她们还有气。后来母亲和小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很多年后，母亲和姥姥斗嘴时，姥姥就会说：“要不是我当年苦苦哀求人家，哪还有你和老闺女。。。”
丈夫去世以后姥姥依然生活在赵家，家里没了男人也没有生活来源，从最善良的角度去看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是十分压抑的。大姨劳动非常努力，被评为东沟的劳模，大姨兴高采烈的去领奖，领回的镜子却被姥姥在家门口当众摔破，姥姥心里想的是，没有父亲的女孩千万不能太出风头，会招人闲言碎语。那个时期母亲性格刚烈，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泼辣女孩，经常强硬的回击各种歧视和羞辱，时隔多年，回到十字街提起老赵家的二闺女依然有人啧舌。。。
姥姥的两个妹妹生活在丹东市，她们牵挂着这个不幸的姐姐，发誓一定要把守寡的姐姐救出来，她们一边在城里给姥姥寻找合适的男人，一边不厌其烦的堵到赵家门上要人。按照那个年代的风俗，守寡的女人和她的孩子都是赵家的人。斗争了几年，1958年时在三姨姥和小姨姥的不懈努力下，姥姥改嫁到了城里。但是姥姥的赵家婆婆提出了一个条件。赵家的孩子给我留下一个，伴我养老。那时候大姨已经订婚，大舅是家里唯一的男娃自然不舍得留下，小姨性格温和容易受欺负。权衡再三，绰号“二闺女”的我的母亲被留了下来。
后姥爷姓周、名少峰。1914年生人。自幼父母双亡被寄养在二姑家里。后姥爷在去世前和我们家在一起生活过几年，他很瘦但是性格刚毅，我听过他讲当年作为水手在大海上航行的奇遇。后姥爷一生颠沛，做过兵工厂的师傅，出海当过水手。在1945年丹东（旧称安东）第一次解放时，他被招募进了兵工厂。到1946年丹东又被国民党占领，后姥爷被俘，作为稀缺的手艺工人他被安排在兵工厂继续工作。直到1947年6月丹东二次解放。后姥爷坚称他是共产党的革命战士。但是因为被俘的经历是人生的污点，在文革时遭到严厉的审查，最危急的时候，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回不来了，如果我死了，记住我是被冤死的。”后来因为缺少证据，后姥爷被放了回来，既没有认定革命先驱也没有定性为叛徒，就算不了了之罢了。
回到丹东两年，姥姥和后姥爷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姥姥心里惦记着“二闺女”，她坚定的要孩子回到自己身边。赵家这一边，母亲被身边的亲戚灌输“有后妈就有后爹，你回丹东，他不会对你好”之类的话。母亲的心中满是恐慌和拒绝。经过姥姥的几番态度坚决的索要，母亲虽然有些不情愿，但终于被姥姥接回了丹东。
此时一家人都已经磨合了两年十分熟悉亲密，唯有母亲这个刚从农村回来的倔强丫头有些格格不入。母亲回忆说，她总觉得自己是个被欺负的外人。一次姥姥上街买新衣服，只给小姨买了新单秋衣和新鞋，姥姥说恰好没有合适母亲的尺码，所以就没给她买。。。那时候母亲只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可是60年后母亲依旧清晰的记得单秋衣的样式和那双无眼矮腰的鞋，可见这件事给年幼的母亲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一天姥姥去铁路对面的姨姥家串门，母亲和不到十岁的小姨独自在家。泼辣的母亲揍了小姨一顿，然后勒令她蹲在空水缸里，不准出声。小姨年幼，性格温和、只能委曲求全。姥姥回家后也没注意，傍晚时分才发觉自己老闺女不见了，急忙出门寻找。母亲这才打开缸盖放小姨出来。
成年之后母亲非常关爱这个妹妹，我儿时去小姨家做客，睡在大通铺的炕上，早晨醒来听见母亲和小姨坐在炕上聊天，房间有些空旷，她们压低声音聊着天。我只能隐约听到一点，在她们聊天声中我又安然睡去，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清晨乡村土炕上的场景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每次回想我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亲情的温暖。
少年时母亲和小姨分别包揽了学校短跑和中长跑的记录，母亲性格泼辣，火爆的脾气配合良好的爆发力，直接包揽了100米和200米的冠军，后来还成为市里女子三项的记录保持者。小姨看上去身体纤弱，但是却蕴藏着惊人的毅力，她在400米和800米等中长跑比赛中无人能及。后来母亲被招去了体校，可是姥姥坚持认为跑步是一项重体力活而且没有前途，姥姥逼着母亲退回了体校新发的运动服，从此也改变了母亲的一生，多年以后母亲说，她本应该是个老师，那时候，体校毕业大概率会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强制执行，姥爷带着小姨一家下乡到农村的前阳三队，后来辗转又搬到了四队，在小姨家现在位置盖了房子。我常问起母亲为什么大家都留在丹东而只有小姨去了农村，其实就是源自这次历史运动。
后来小姨在当地结了婚，然后失去了回城的机会。母亲回忆说回城时办个假离婚其实是可以回到市内的，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太穷，无法在城内立足，小姨放弃了回城的机会。下乡的那段时候，后姥爷沈阳的家人曾经托人打听到了后姥爷的下落，写信来想要建立联系。后姥爷从小寄养的姑姑家在旧社会时就在铁路工作，家境殷实，后姥爷说：我独自闯荡了这么多年，终究还是穷困，我不想和他们联系了，就这样吧。至此后姥爷与老家失去了联系。
那些年姥姥新组建的家庭生活温馨，却依旧贫困。1976年姥姥患上了青光眼，这是亚裔人种60岁以上的一种常见遗传性疾病。因为缺乏良好的治疗，姥姥的世界逐渐失去了光明。
母亲毕业参加工作后响应国家号召，到深山里建设三线工厂，所谓三线工厂，就是把一些工厂假设在大山深处。大概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钢铁洪流的军事打击。母亲在靉阳（本溪恒仁）深山的工厂里结识了父亲，1975年生下姐姐和77年又生下了我。那时候刚好赶上恢复高考，父亲说因为那时候母亲怀着我，婴儿的将要出生让他放弃了高考，后来他看过那份试卷，上面的题他都会做。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后来父亲带着我做了很多小制作，每次都会拿回区里得大奖。矿石收音机、水泵、弧光灯、电铃等等，年幼的我常常和电路打交道，以至于我在小学毕业前就基本掌握了高中的电路知识，再后来我的大学的专业也是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1981到1982年间，母亲带着我们一家相继从靉阳返回丹东，借住在大姨家江边的一套房子里，那套房子坐落在四号坝门旁，老式的日本建筑。整体都是木制的框架、举架非常高。炕很不暖和，只能维持姥姥和姥爷住的那一段小炕的温热，寒冷的冬天时，还要在里间屋里大炕的炕洞里再添加柴火。那时候父亲母亲重新开始找工作，一家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挣扎。父母坚毅的不懈努力，家人会在每个周末围坐在一起开家庭会议，常常会表扬姐姐学习取得的好成绩，批评我的顽劣，声讨一下父亲无意中说的一句脏话。
我们也会在周末的早晨去爬锦江山，一家人漫步在后山幽静的山路上，会畅想以后搬进新房，我和姐姐考上大学等等。。。非常感谢那段时光，贫困的生活没有让我们心生怨恨，我们贫困且骄傲的生活着，从未尝试突破任何一丝善良的底线来换取生活喘息，我和姐姐都在努力读书，对未来的憧憬如同一道明亮的光一样照亮着这个家庭。
这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宝。。。后姥爷忽然中风，那个年代不知道为什么脑血栓一类的疾病非常多。后姥爷卧床在家，姥姥双目失明，我和姐姐平日里在家陪伴。姥姥总是喜欢摸着我，一边感叹着我快速的生，长一边嘴里念叨着：“稀不稀罕死人了，你瞅瞅，这大腿，这大胳膊。。。”姥姥的失明让她花更多的时间来抚摸我的头发、我的耳朵。。。一边碎碎念着，这大耳垂、稀流软真有福。。。多年以后我抚摸着自己的儿子时，心里十分想念姥姥。
后姥爷是个性格刚毅的人，一天已经卧床数月的他忽然失踪了，问及姥姥也不知道。在傍晚时分后姥爷艰难的挪着脚步走了回来，他靠着坚强的意志自己挪出门去理了发。那时候我过于年幼无法理解后姥爷给我讲的很多道理，只依稀几个他讲过的那些航海的故事非常的离奇。
我们住在江边的四号坝门，下午时大姨夫会经常来访，他时常是喝了酒，也经常会带着好吃的烧鸡，他有时会摘下手表非要送给后姥爷，可是后姥爷表情却总是有些不太高兴。大姨夫时常管教我学习的坐姿，左手不准放在桌子底下等等，搞得我也不胜其烦。但是好在有烧鸡，鱼和熊掌哪那么容易兼得。
1987年时，后姥爷去世了，他在最后的时光里回到了小姨家，回到了他下乡住过的地方，他在铁甲水库的放水口的大堤对面的小山坡上给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地。他做这些时，我们并没有察觉异样，忽然某一日清晨他与世长辞，安详离去。时至今日，过年时我都会烧一些纸钱，每次都要特意分出一份写上后姥爷周少峰的名字，城市里管制的越来越严，很难找到能烧纸的路口，我和妻子每次都要开车转很久找一处无人看管的路口，烧纸的规模又不能太大，后来只能尽量找面值大一些的纸钱，尽量选那种后面好多零的、面值过亿的纸钱，不知道这些纸钱在后姥爷那边是不是好用。
有时候我对妻子说，明年我们改送鲜花吧，没准后姥爷那边鲜花是硬通货，可以兑换很多钱。我知道这是迷信，我也知道不太可能后姥爷还活在另一个世界，可是我担心万一呢，万一后姥爷因为收不到钱而依旧生活贫苦呢。。。
大舅是这赵家自赵文生姥爷这一枝唯一的男孩，大舅心灵手巧，小时候常带给我各种玩具，他做得一手好瓦匠活，盘的炕非常好烧。他修理锅炉在二轻局很出名，常被请去讲课。好像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也是他找朋友帮忙组装的。大舅还会舞狮子，过年时我常会在舞狮队经过的路旁张望，希望可以看见大舅矫健的身影。大舅很想要一个男孩，可是事与愿违，他连着生了五个女儿，随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临，大舅妈再次怀孕，这一次组织上以夫妻俩全部开除相威胁，生活的压力让大舅无力抗争，最终无奈的选择了放弃。
初中时我混迹于市郊的八中，母亲眼见我要沦落成街头混混，就找了大姨父帮忙，借助关系把我转学到了市内的十三中，从那时开始，我开始上了正轨，考入二中，后来和姐姐相继考入大学，毕业后我和姐姐都留在外地工作，回家的时间很少。短暂的回家的时光，我记得姥姥喜欢掏出腰间的小布包，小心翼翼的打开，摸出里面的钱币比对着大小，时不时的还会问我：“龙啊，你帮我看看这张是不是十元的。。。”2000年12月30日姥姥与世长辞。按她的愿望，姥姥安葬在十字街老家的赵家坟地，和姥爷赵文生合葬在一起。
赵家从姥爷那算起第二代传到我母亲这代有四人，到我这第三代共有13人，我下边第四代有15个孩子，这一代中已无人姓赵。但是大家依旧经常走动，骨子里都珍惜着这浓浓的血脉之情。再往下，第五代刚出生了第一个女孩，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中国的家族在以他的独有的方式延续着。
后记；以上都是母亲口述结合我的童年回忆，时间不一定完全准确，视角也难免偏颇。我有幸见过太姥，百岁高龄的老人。母亲说：在“铁甲”附近有个叫“汤池子”的地方，人们依然记得李姓的地主。
据说姥爷的弟弟家中三个男孩，赵姓依旧在“北赵家堡”那片土地上开枝散叶，如果你在那里遇到赵乃宽、这样赵姓中间有“乃”字的多半是赵家的后代，我大概知道下一代是永字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