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春天，一个并无特殊的傍晚，云彩在天边燃烧，染红了半个天空，我们美术班的师生匆匆忙忙赶到廉江站。那是一个又小又破的火车站，除了一个穿着松松垮垮制服的老头和几个挑着鸡鸭、番薯的中年人，几乎没有其他人。我们穿过简陋的验票闸，登上一辆绿皮车，那是开往广州的列车。我之前从未坐过火车，每次看到火车在山林里穿行都觉得火车很小，怀疑怎能装下这么多人？走进车厢，我发现里面很宽敞，比汽车大多了。同学们带了零食和扑克牌，相互说笑，很是热闹。明亮的车厢，旁边是熟悉的同学，我感觉像是旅行团，说不出兴奋。一个同学嚷嚷着要打《拖拉机》，就是那种几副牌混在一起，足以让你手忙脚乱的一种纸牌玩法。在其他地方叫《升级》或者《80分》，叫法太过直白，实在乏味。我并不擅长打《拖拉机》，因为我记不住已经出过的牌，记不住谁没有黑桃还是梅花，记不住谁手里还藏着一个A还是一对K，我总会让搭档恼火，因此不怎么玩。
我让出位置，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在过道上，我听到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身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满脸惊讶的看着我，她身穿深蓝色小外套，齐膝短裙，长发披肩，一双含笑的大眼睛闪扑闪扑地看着我，一只手掩着嘴巴大笑：“真是你啊！”她笑弯了腰，伸出另一只手比划着问：“长这么高啦，你一个人吗，去哪？”
我结结巴巴没有称呼地回答：“我，我去广州考试，和同学一起去。”说着转身指了指远处的同学，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在路上碰到熟人，特别是不知该怎么打招呼的熟人，可她不一样，她那么热情开朗，毫不在乎我有没有称呼她姐姐。遇到她绝不会让你难堪，她的笑容可以化解一切尴尬和拘谨，让人心身愉快。她是我爸同事的女儿，比我大一些，她弟弟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在同一所小学念书，她去看弟弟的时候我远远的见过几次，但没怎么说过话。有几个高年级坏家伙总是喜欢提前在她路过的地方呆着，等她走近假装不经意地偷看她的胸脯，她走远后对着她的身影评头论足，说些粗俗的话。我没有阻止他们，我没那胆量，也没那心情。你要真是过去阻止他们，他们就会问你们是不是有一腿，她不是你家人你为什么护着她，和你有什么关系等等。你简直无法和他们争论，他们像疯子一样，越说越大声，越说越龌鹾，只会让你更难堪，他们绝对不会为自己说过的话感到羞愧，他们以此为乐。每当我看到漂亮姑娘就会想到有那么一群人，真叫人受不了，你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子，你怎么舍得对她说那样的话，我就从没见过有人在鲜花上泼牛粪，我想不明白。有时候我真替女孩子难过，不管怎样，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在你后面指指点点，无论你是笑还是哭，活泼还是腼腆，热情还是冷漠，聪明还是愚钝，漂亮还是难看，他们总会找到辱骂你的理由，一点不假，他们甚至会在某个公共场合刻下你的名字，前面加上X你之类的话，你对此无能为力。
漂亮姐姐回座位之前塞给我两百块钱，笑着让我路上买点好吃的。她完全没必要给我钱，我们不算太熟，她比我大不了多少，也不是过年过节，她真是太客气了，要是别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可她不一样，她是真心要我买点好吃的，我要是不收她会真的生气，不止说说而已，况且她笑得那么真诚，那么迷人，你甚至很难在她面前说不。我不擅长拒绝别人，我不想让她生气。但我并不表现得太渴望，只是小声说不用，她毫不犹豫塞进我的衣兜里。但她确实是个天使，我想念好长好长时间。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座位，同学们已经凑够了打《拖拉机》的人，我靠着椅背站在边上看他们玩。他们一个个狐假虎威的喊着要打对方“大缸”，可手里却没几张好牌，牌越烂的人叫得越凶，好像他手里全是拖拉机。他们倒不太在乎输赢，相比之下，让对方上当出错牌更能让他们开心，也许这才是高水平的体现，他们以后可以对每一个人说起他的牌怎么烂，如何靠虚张声势起死回生。另一桌上的家伙突然放荡地大笑，差点没把桌子上的瓜子壳全喷到对面的家伙身上。莫非瓜子里藏有金子？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笑，过去问他们，他们只是一个劲地笑个不停，我不得不骂他们神经病，说其他旅客都在看着呢，他们憋了一会，然后笑得更响。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到达广州。老师扔给我一块口香糖说：“通宵坐车早上最好嚼块口香糖。”这是他经常坐长途车的经验。我们走出站台，“广州站”三个红色的繁体字高高耸立在大楼顶上，宽阔的广场上满是拖着沉重行李的外地人，我们叫他们捞佬，这个称呼带有歧视，但我们乐此不疲，说不定广州人也这么叫我们。广场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当兵的伫立着，各种喧叫声、汽车声搅和在空中，嗡嗡作响，像无数苍蝇围着你转。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一眼看不到边，黑压压一片，他们神情冷漠，灰头土脸，有的围坐在地上休息，有的提着蛇皮袋缓缓挪动，有的怀里抱着小孩一边喂奶一边彷徨张望，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将要去向何方，我毫不关心，我只关心哪个是坏人，我要离他远一点。我警惕地看着周围，把钱包紧紧捂在衣服内侧口袋，行李包提在胸前。老师提醒我们广州火车站是全中国最乱的地方之一，偷蒙拐骗无处不在，帮派火拼也不在话下。
我们来到火车站广场的东面公交车站，嘻嘻哈哈地坐在铁栏杆上，看无数喷着黑烟的公交车粗鲁的停下来，吐出一大堆人，再装满一车人，大摇大摆地开走。老师绕了一圈仔细对照了每一路公交车的站点，回来把我们带到最长的一条队伍后面。我们最后一个上车的人不得不紧紧额贴着车门，司机关了五次才勉强把车门关上。其实里面并不太挤，只要大家都往里走一点就没问题，可里面的人才不管你是否会被车门夹扁脑袋，他们一边抱怨怎么还不开车，一边以责备的口吻嚷嚷着要你等下一班车。我们虽然很狼狈，好歹全班人都上了车。我扶着座椅靠背站在窗边，透过车窗看广州城的景色。公交车在火车站附近大概兜了800圈之后上了立交桥，疾速狂奔了三分钟就疲软了下来，被无数小汽车簇拥在马路中间，进退不得。这就叫塞车吧，电视上每当某人姗姗来迟就会借口说路上塞车，以致我认为塞车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至少表明你所在的城市很繁华，汽车非常多。廉江从来不塞车，只要马路上有一条缝人们就能穿过去，谁要想拿塞车做借口必定会被老师罚站30个小时。
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旁边的同学拉了一下我的衣角，我扭头看着他，他朝窗外努着嘴巴说：“中山大学。”我抬头一看，只看到一个青色的牌楼大门一闪而过，看不清是什么字，但我装作看见了，对另一个同学说：“快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广东最有名的大学，看到它，我好像受到了熏陶，觉得自己也高大了起来，不禁以俯视的姿态扫视了一圈车厢，可谁也没注意我们，他们大多表情麻木，好像赶赴刑场。过了会，中山大学的校门又出现，这个校门更大更威严，应该是正门。又过了会，我们再次看到中山大学的校门，上面写着中山大学东门，我们俩诧异地对视一眼，中山大学比廉江城还要大，我简直惊呆了。廉江主要就是一条人民大道，从东到西步行不过十几二十分钟，而我们坐车十来分钟连续看到三个中山大学的校门，莫非公交车也兜路？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坐公交车。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叫客村的地方下车。有个瘦瘦的家伙不紧不慢地走过来，他的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向公交车走去，车里面有一只手横放在窗边，他迅速从那只手上扯下一条手链，大摇大摆的跑了，公交车上的女子大喊抢东西啦，可是公交车已经启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探出脑袋喊抓贼，但是没人响应，她好像对着一群聋子叫喊。我惊愕的看着那人横穿马路而去，呆呆的站着，不敢追过去。
我们拖着行李沿着大马路走，来到一家大酒店门口停下。看着富丽堂皇的大堂，我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之前的奔波劳累、惊惶不安烟消云散。老师去服务台问了半天，遭受工作人员无数个白眼后，回来带着我们拐进右边的一条小路，路两边是破旧的小房子，在一个小坡上找到了我们订的旅馆，那是一栋三层楼的自建房，门口很小，穿过一个小院子，里面是接待处和餐厅，还有一尊关公提着青龙偃月刀的雕像，上面摆着水果和电子蜡烛，香炉是真的，烟雾缭绕。莫非老板是黑社会？我在香港古惑仔电影里看到黑社会在重要关头就要拜关公，我心一紧，走路也小心了许多。我们住在二楼，房间很大，可以摆七八张单人床，每张床上面吊着蚊帐，整体看上去还不错，墙壁上没有涂鸦和字。和我们一同住在旅馆里的有几个东北人，他们身高体壮，其中一个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很粗的金项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经常站在门口抽烟。我们从不和他们说话，只有我们班里的一个小姑娘每次进出那道门，都捂着鼻子大声说：“麻烦让一下！”她每次都说两遍，先用广东话说一遍在用普通话说一遍。东北大汉慢悠悠的扔掉烟头，用脚拧灭，然后转身离去，他们不会给你让路，总要让你认为是他们正好抽完烟走开。
晚上，我们在房间里看电视，刚好在广州出差的副校长来看我们。他三十几岁，是个子不高，白白净净，有点胖。他进门的时候笑容满脸，很是和蔼，像个邻家大叔。我们在看梁朝伟版的鹿鼎记，他说他也很喜欢，但他更喜欢周星驰电影版的鹿鼎记，我没看过，无法比较，但我看过大话西游，那是一很好看的电影，里面有一点点儿童不宜的镜头，比如周星驰在悬崖顶上使劲揉莫文蔚的胸，像在捏面团；猪八戒看到新娘子朱茵的时候，小弟弟顶翻桌子等，我一点不怀疑周星驰版鹿鼎记也有类似桥段，不知副校长怎么看，他会不会叮嘱我们要做个正派的人，也许他不会，也许这就是他和正校长不太一样的地方。正校长又黑又瘦，高个子，粗眉大眼，声音洪亮如钟，从来不笑，他每次开会都要教导我们做个正派的人。副校长正好相反，无论从哪方面看这对组合都相当滑稽，也许该叫互补，别人只知道夫妻要互补，难道正副校长就不能互补吗？副校长临走的时候拍着我们的肩膀，祝愿我们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学校。
考试当天我们坐公交车到考场，就是我们想要上的那所学校。从旅馆过去三站路，只要5毛钱，广州坐车真便宜，哪怕你坐到十几二十个站也是5毛钱。同样是5毛钱，同学问为什么不坐到终点站，我觉得他很聪明，凑到他耳边悄悄告诉他等考完试我们就这个干，最好一直坐到廉江高田。
那是个奇怪的学校，名字很长很难记，它有两个校区，但挨得很紧，中间隔开大概有一两百米。也许以前它们是两所学校，后来合并了，谁知道，我只是胡乱猜测。我们考试点在西校区，那里并不大，和中山大学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正如它的名气，几乎无人知晓，但它和中山大学仅隔一条大马路，我不得不比较一番。我们在一座四层楼高的凹型房子里面考试，它不太旧也不太新，教室宽敞明亮，楼下是一个小花园，种着不知名的高大树木。从窗外开去一片郁郁葱葱，还有小鸟吱吱喳喳的叫声。
我们在几个不同的教室轮流考不同的科目，文化课也是学校的卷子单独考，这很少有。先考素描，教室中间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尊石膏头像，石膏头像两侧打了灯，十几个考生架起画板，围成半月状。我在石膏侧面靠后的位置，前面是个小个子，头发乱糟糟像被猪拱过的干草堆，我估计他足足有一米五，他没挡住我的视线，我很感谢他，可他的画板却摆的很高，画画的时候要踮起脚尖仰着头，每次抬手都会露出半个屁股，真叫人难受。他想看清楚整个画面要退后到我边上来，好几次撞到我画板，他倒是一点不害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考试。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的画，一团黑，他画一下就要用橡皮擦三下，你根本分辨不出他画的是什么，橡皮把每一个地方都擦遍了，但还是脏的要命，我要是老师的话，连他的画都不愿意拿起来看一下。边上是个高个子，头发很长，挡住了半边脸，他不时用拿着铅笔的兰花指撩拨一下，我以为是个女孩子，偷瞄了好一会才知道是个男的，不禁一阵反胃。我想我肯定是疯了，考试的时候怎么有心情关心这些人。
最后考的是数学。听说数学很重要，能锻练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学美术也必须考，也许专家认为画好一幅画是逻辑推理的结果，也许是毕加索的立体画给他们提供了灵感。但我认为之所以能画好一幅画是因为你心里有一幅好画，并且手能把心里的画表现出来，缺一不可。总之，我不怎么喜欢数学，因为我没什么逻辑思维能力，我欠缺一切能力，讨厌所有学科，TMD我简直什么都不会。假如有人问我在漆黑的旷野看到火会想到什么，我多半会认为那是鬼火，拔腿就跑。考数学的时候我大概会做一半题目，还有一半我连题目都没读懂，只好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作弊的可能。可你知道，在一个陌生环境，周围都是陌生人，是不可能作弊的，况且我屁股底下也没夹着一本数学书。还有很多时间，我不想检查试卷，那些烦人的题目我再多看一眼就要疯掉。周围的人都很认真做题的样子，我佯装思考，心里想着昨天晚上在客村立交底下买的衣服，那里路边临时摆出来的衣服价格便宜质量好，比廉江工业品市场的衣服好多了。我买了一件茶色的休闲衬衫，穿上它每次吃饭我都闻到咸菜的味道，但同学说衣服还不错。有同学买的一件深蓝色T恤，人人见了都说好，女同学夸他帅，我不知道是夸衣服还是他的人，我打算晚上也去买一件。突然后面传来打鼾声，我回头一看，是个大胖子，他趴在桌子上睡得很香，口水流到了卷子上，我不知道卷子还能不能用。监考老师没听见，他从边上走过也没叫醒他。
考完试，学校还安排我们到附近的医院检查身体，说色盲和有重大疾病的考生不要。色盲？从没听过，色盲也能学美术，那画水彩和素描有什么区别？难保不会画出红叶绿花紫苹果来，哈哈哈，这学校真是幽默。不过也很难说，听说国外叫有一帮印象派的家伙就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别说颜色不对，他们甚至能把屁股接在脑袋上，能把修女画成娼妇，在他们眼里一切规则都是可以打破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不可能。那倒是很有意思，但如何评判，如何欣赏却成了难题。要是我们学校的正校长看到，非得连夜要开一次全校大会不可，我可不想搬着小板凳在深夜里听他讲三四小时如何做一个正派的，有教养的，刻苦用功的，尊老爱幼的，文明礼貌的......人。
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广州动物园。因为不是周末，还下了会小雨，里面没什么人。不知道是我去看动物，还是让动物看我，不过它们也不怎么看我，因为我不舍得把饼干香蕉分给它们，它们大多甩给我一个大屁股，酣畅淋漓地睡着觉，只有几个小鸟和猴子没命的跳来跳去叫个不停。
到了晚上，我们坐汽车大巴回廉江，结束了广州的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