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看第一场新电影能枪到免票的位置而不吃饭不方便，这在今天看起来已经是让人觉得很可笑的事情了，在那个年代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那时好象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更是少见，每家几乎都是孩崽子一群，最少的也会有个三个两个的，所以，电影院放映第一场新影片的时候，还没等检票放人，整个大厅就成了职工家属大集会的场所，那个热闹，是小的哭大的叫，甚至有的两家孩子可以为争半个屁股宽的地方而翻脸，有的时候是两家孩子打成一团，特别是一家男孩子多一家女孩子多打起架来就更有意思，通常是两个孩子你拽着我的领子我揪着你的头发在那僵持着，各家孩子各自为自己的兄弟姐妹鼓劲，这样的结果通常是，男孩子衣服扣子被扯没了，脸上脖子上被挠出血檩子，女孩子扎头绳被拽松了，弄的披头散发一副狼狈相，那架势，真可以称的上是巾帼不让须眉。
抢不到座位，那就没有办法了，在诺大个电影院里，再想找一张闲着的椅子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所有办公室里的椅子都被各自的主人用铁链子栓着，要想拿出来看电影用，那就要连办公桌一起抬出来了。那怎么办？只好受点委屈，靠边站着看电影，就看见电影一开演，楼上楼下所有靠墙的过道上都站着人，那时也不光是家属，也不乏很多关系户，甚至也有蒙混过关逃票进来的，到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个人跟这里的哪位职工有七大姨八大舅的关系，里面虽然也有查票的，说白了，也就是拿着手电筒在里面摆摆样子，成为一种形如虚设的配搭了。我那时还小,很少抢到座位,在边上站着看因为个头不够经常是看半个屏幕。庆幸的是,我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可以去放映室看电影，那时电影院在放映正式的影片之前，通常是放一段加演，就是先放一个短片，通常是记录片，大多都是领导人接见外宾之类的，形式也是千篇一律，小孩子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遇到时间长一点的短片，能把人急出脚鸡眼，就盼着正式电影早点开演，那心情，比现等电视里让人闹心的广告还着急，不喜欢看电视广告可以调一个台先看几眼别的，可那时看电影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放什么就的得看什么。
没有短片的时候，那也要整一段幻灯片，内容往往和当时的政治形式有关系，或者是播放电影院里观众需要遵守的条例什么的，我记的最清楚的一句是：“凭票入场，对号入座，违者罚款，清除出场。”那时虽然不识几个字，但放幻灯片的时候，有广播室里的广播员根据幻灯的内容念广播搞，记得那时的广播员姓崔，我们小孩子都叫她崔姨，她梳着两个大辫子，还没结婚，声音清脆洪亮，广播的时候，脸上表现出时而愉快时而严肃的丰富表情，显得特别认真。我现在对崔姨年轻时的印象特别深刻，不是因为她长的漂亮，而是因为经常去她工作的广播室看她制作幻灯片，那些文字内容的幻灯片都是用八寸大薄玻璃片自己制作的，经常更换内容。制作幻灯片的时候，把一堆旧的幻灯片泡在洗脸盆的清水里，目的是把上面的一层广告粉泡掉，然后洗净擦干，事先用水调好需要颜色的广告粉，然后用刷子均匀的把广告粉刷在玻璃片上，要整个玻璃都刷满，然后就等着广告粉在玻璃片上自己风干，这样可以往上面写字了，说是写，其实是刻出来的，用一个铁笔在玻璃片的广告粉上写内容，因为铁笔是尖的，就把广告粉刮下来形成清晰的字迹，有时也刻上一些美术字和花边图案什么的，那样就要费一些工夫。刻好字后，再用一个同样大的透明的玻璃片把带广告粉的一面盖住，四边用窄条的医用白胶布把两个玻璃片固定在一起，这样上面的字迹就不会轻易的被碰到，最后这个两层合在一起的玻璃片套在一个铁皮压制的套子上，幻灯片也就做好了。把摞这样的片子放到幻灯机上，有个机关，按一下就切换一个画面，换下来的玻璃片连同套子一起掉到下面的帆布篼里，然后再收起来。
除了自己做的幻灯片，还有一些是买现成的就不是用玻璃片做的了，那是一种用透明胶片把图案印刷在上面的，像连环画一样的，有的是电影的画面介绍，有的是“忆苦思甜”的故事，也有关于“阶级斗争”题材的。那时，我总渴望得到一些带图案的幻灯胶片，对着太阳光观看，那些彩色的图案非常好看。因为有的过时了，或者画面因损坏而不全了，崔姨就会把它们报废掉，在她那玩耍的时候，如果嘴甜一点，或者帮着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献献殷勤，就能得到这些幻灯片，小时侯属于我自己的那个用木板制作的百宝箱里，就收藏着很多从崔姨那里要来的幻灯片。可惜的是，后来经过几次搬家，这些现在看来已经是很珍贵的东西，连同那箱子一起几经折腾已经丢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