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晋书陶潜传》中，陶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宋朝时，韩琦评论范仲淹：“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士大夫情怀的存在并不局限于某个时代某些人物，是深深植根于古代文人内心的核心价值观，穷困之时，安贫乐道，不失节操，有天地情怀；通达之时，有济世安民之心，治国理政之才，亦有不畏奸佞，敢于直言进谏的决心。
春秋战国伊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就默化为历代士人的基本人格价值追求, 伴随着政权交替与文人风气的演变, 士大夫情怀的内涵也愈加丰富, 并呈现出鲜明厚重的时代印记。
从汉武丞相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政治上的变迁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具有矜持稳重、慷慨沉郁的人格精神的士人；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伴随着玄学思潮的涌动，导致了士人恣意怪诞、洒脱不羁的人格特征；唐代的世界文化思想交融与政治繁荣昌盛营造出士人浪漫大气、昂扬向上的人格精神。对于北宋士大夫而言, 其人文情怀则趋向于更加多元化的取向, 除了儒家理学造就了宋代士人客观睿智、理性沉稳、淡泊内敛的人格特点外, 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也进一步发掘了士大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内发的社会责任感。
不同于以往士人关乎个体生命与家国荣辱的忧患, 北宋士大夫的忧患思想展现着更为丰富突出的历史内涵与时代印记, 尤其是以宋辽、宋夏战争为主线的多民族政权并存的政治格局, 给北宋士大夫情怀的塑造带来了无法比拟的庞大冲击力。前后百余年间, 北宋始终处在与辽、金、西夏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状态中, 而宋辽战争则是北宋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 这不仅激荡着文人士大夫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波涛, 更使得边塞爱国诗词创作空前高涨, 充分体现了民族冲突与融合对于士大夫情怀的深远影响。
伴随着汪曾祺先生的离世，士大夫情怀已成为历史。站在现时之高台，俯瞰芸芸众生，无非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再无士大夫般的前师古仁人之心，亦无道法自然的和谐与通达。有的只是身上一张虚伪的面具，领导阶级、公众人物乃至国家政府，都蒙上一层雾里看花般的摸不清的面纱。不禁让人慨叹“奈近来人心不古，都尚奢华”，不知何时何年何月，才可再见一面阔别已久的士大夫情怀与文人傲骨啊！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慨叹前朝风骨只能刻画与墙，抄录于书，士大夫遗韵终将如轻烟飘散……可我还是希望能在当代人，在未来人心中留下烙印，甚至哪怕是一层浅浅的痕迹，在潦倒穷困或是功成名就之时，亦能吟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人人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最终心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那么古代的，如今依然熠熠发光的璀璨繁星，必将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