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学时，夏天晚修，我穿着拖鞋，偶然见到自己的脚，忍不住和前面的女生说，“郑敏，你看我的脚，比你们女生的脚还好看。”事情虽然过去了三十年，情景却一如往日清晰。当然，这话欠推敲：一是我没见过女人的脚，且根据传统，女人的脚属于个人隐私。既然没见，比较自然无根据；二是作为男人，脚好不好看，无伤大雅。即便好看，也有娘娘腔之嫌。但无论如何，话是这样说了，郑敏当时的反应，我也忘了。不知北京的郑敏女士，可还有印象？

      但其实我身上是隐藏有伤痕的。

      小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左臂上有块伤疤，比一般孩子左臂的伤疤要大，据母亲讲，那是小时候我打疫苗留下的，因为伤口溃烂，所以比别的孩子的伤疤更大。这些事情，我完全无印象，想必是我极小的时候留下的，不知道当时如何溃烂而又如何痊愈？父母亲担心与否？有机会当再询问。

      第一个有印象的伤痕，在我的脖子上，尽管我自己见不到，但我确信它存在。因为这是牵涉我人生回忆的第一幕：我大约两岁多，脖子长了个包。冬日清晨，母亲抱我去洪桥卫生院。一进院门，就见到一个医生，手里拿着红薯，吃剩一半了，还冒着热气。我记得，我伸出我的手，指着红薯，医生笑了，母亲也笑了。红薯自然归了我，但后来看病的情形，却一无记忆。

      从大概知道照镜子的时候起，我就奇怪为什么我左边嘴角上有条伤痕，不明显，但隐约可见。母亲说了，“这都是你小时候调皮惹的祸。”母亲语虽责怪，但隐藏不住对当年那个调皮儿子的爱意。她告诉我，她出嫁时，有一套作为嫁妆的细花瓷碗。我两三岁时，喜欢像个小大人一样，端起花碗，坐在石门槛上，翘起腿来吃饭。有一次却不小心摔倒，摔碎的花碗割破我的嘴角，留下这条隐约的伤痕。母亲每次说完，都要总结一句，“一套细花瓷碗，全被你摔光了！”

      1996年，青春年少，不务正业。除上班时间外，其余的活动就是白天踢球，晚上打“跑得快”赌夜宵。学校运动条件极简陋，踢球是在校内树林的一块沙土地上，且满是树桩。我记得那天穿着长筒蓝白球袜和新买的钉鞋，在人家逼抢之下，开球时狠狠一脚，正正踢在树桩上。我记得右脚当时完全麻木，无痛感，片刻之后，忍不住哭了，新的足球鞋都踢烂了，脚面立刻肿胀，淤青兼发烫。最终是同事陈必禄背我回房，后来一段时间。如果外出，必是陈必禄用自行车推着我；如果不外出，必是陈必禄打饭回来给我吃。另有一人要特别感谢，学生刘慧莉的弟弟刘国权。这孩子几乎每天来我房间，帮我搽跌打药酒，一直到淤青散去——问题在于，21年后因交通事故拍片，我才知道，那次的踢树桩导致右脚骨折。当时年轻，以为是外伤，谁耐烦去医院拍片呢？

        1997年，暑假，没钱回家，在校无聊，整天和学生踢球为戏。某日下午，与一黎姓学生争头球，结果我眉骨被撞爆，血流满面，回房间洗了脸，照了照镜子，觉得流血虽多，但伤口不大，不以为意，遂右眉骨又留下一道伤疤。所幸我眉毛极浓，非刻意观察，则此伤痕可忽略不计。

        至于那只可怜的右脚，后来过年有次去某人家，结果踩空楼梯，“啪嚓”一声，又折了。晚上疼得没法入睡，躺在姑姑家沙发上呻吟，妻子丝毫不加理会，因为她本就不支持我去，去了弄到脚，正是活该！又若干年，在人民路过斑马线，电视台某同志开车心不在焉，居然就在斑马线上压到我的脚——又是这只可恨的右脚，但这次只是肿胀，没伤到骨头，住了两天院也就完了。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伤痕总不免有，问题在于你怎么看。就我而言，这些伤痕最近的也有七年，最远的已有四十多年。过去的事虽久已缘远了，但看到身上的疤痕，还能热烈地回忆起过去的经历和人间的温情。

        所以，谁能说身上的疤痕是缺陷？我该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的佐证。如果不是，那就算白银时代？如果还不是，那就是我的破铜烂铁时代，总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