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南新街
冥冥之中，我与南新街有着不解的缘。所以，我用心探测过这条街，再用文字描述出来。
齐鲁医院西邻，往北，连接着文化西路的那条街就是南新街。街口落着一条拦挡汽车的横杆，横杆的边上，留出窄窄的口子让行人和电瓶车行走。街头是一个不大的陡坡，下了坡，便是五六米宽的街道。街道也窄，但沿着东边由南往北，隔几米就立一个黄黑标识的铁桩，那是为防止随意停车设立的。
算起来，这条街道已经存活了一百多年。
一进街道的左手，便是醒目的、已被白铁皮围挡了几年的张家大院。院内耸立着一座青砖黑瓦的二层楼。院落里早已人去楼空，墙面斑驳，砖皮大片剥落，露出黯淡夯土，房顶上已长出小树，墙角全是茂盛的荒草。紧挨着它的是黑家大院，著名书画家黑伯龙的故居。现在是一家饭馆，门口悬挂着醒目的灯箱。
再往北是51号院——一百年前这条街上最华贵最令人羡慕的“江家公馆”。院里有东西两座欧式楼房，东边是青砖红瓦，西边是二层洋楼，上下柱廊有五根罗马柱，柱头柱尾雕刻着喜鹊登枝等传统图案。十几年前，这两座楼房就被列入省级文物单位。目前，正在进行修缮维护。听说明年会面向社会开放。注解词是：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余修、李予昂的旧居。
若果真如此，那便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实，这两座小楼是江镜如先生的故居，他一直住到建国前。江镜如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声名显赫，他曾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齐鲁大学医学院教授、院长等职务。他在血液分析、蛋白质化学、免疫学和营养学等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是中国病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先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家公馆”是学术交流的沙龙，也是文化碰撞的舞台，曾汇聚众多学界精英，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与科学的发展。
其子江涛声，既是医学专家，又是早期的革命家。他一直以江家公馆作为掩护，从事秘密的地下共产党的活动。江公馆里也曾庇护过许多共产党人。
刚搬进51号院的时候，听说院里的两个小楼是一位大汉奸的宅子，解放时，这汉奸被处决了。多年之后才知道真相。不过，我查遍各种资料和信息，始终查不到江镜如父子的下落。济南解放的那年，他六十二岁，他的儿子江涛声38岁。
修缮过后的51号院，向公众开放时，最准确的注解应该是：江镜如故居。解放后，先后住过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副省长晁哲甫、余修、李予昂。
我是一九八零年住进51号院的。因为院子的面积很大，省政府便在院子的南边盖起一栋四层楼房分配给职工。本来只有两户人家的院落突然进来了几十户，顿时，静谧换成了热闹。不过，那时候没有私家车，院子依旧显得宽敞整洁。当时，西边的洋楼里住着李予昂，东边的青砖楼里住着刘先志。
李予昂曾担任过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兼任山东财经学院院长。听说，他在延安时期就主政财政工作。
刘先志是中国力学界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数理系学习力学，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一生从事力学教学和研究，学术造诣精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堪称一代力学大师。并先后担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教务长，山东工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还任过山东省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
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简单，邻里之间都和睦相处，没觉得谁的职位高谁的职位低。
几乎每个清晨，李予昂都在自己的楼前打太极拳，或者拿一把大扫帚扫起石榴树下的落叶。他衣着朴素大方，老是穿一件浅灰色中山装，谁见了都打一声招呼，语气随和自然，打招呼的方式也轻松随意，让人倍感亲切。
刘先志是独居老人，中等个子，精瘦，戴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深居简出，很少下楼活动。他带的一个博士生倒是每天都来，还捎带着买来一些食物。我和他的儿子、儿媳都熟，小两口都在省歌舞团工作，不住这里。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才觉得诧异：我们与老先生邻居多年，没见他雇保姆，没见他再找老伴。听说，他背后珍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出51号院，右手边是53号——省京剧团宿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就住在这里。他1942年拜裘盛戎为师，是地地道道的裘派传人。他表演的剧目举不胜举，也曾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扮演过王团长。如果按今天的标准，也算是明星了吧。但那时不追星，他也没有明星的派头，上下班骑自行车，见了谁都笑眯眯的样子。
那时候的南新街，从南到北，路面都是青石板，那一块块石板都被岁月磨得发亮，在阳光下闪烁着破碎的光。街南头，连接文化西路的小坡上，中间是青石板，两侧是石条台阶。街两旁的木门多虚掩着，每扇门都透着古朴典雅的气息，有的依旧保持着雄壮庄严的模样，让人能想象到当年的气派。晚上，南北各有一个昏黄的路灯，整条街半明半暗，静谧中透着古朴的韵味，在月光下静静舒展。
南新街的北头是西青龙街。跨过西青龙街就是剪子巷。这里有力的验证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诗句不是虚构。泉水从宅院的墙角、从青石板的缝隙汩汩涌出，顺着青石板的路边蜿蜒成溪，流进趵突泉公园的小河里。你什么时候路过，都见街边排满了洗衣洗菜的人。那时候的趵突泉公园和剪子巷隔一道一米多的河沟相望。在巷子里洗衣服的人，抬头就看见趵突泉的石碑。
我去过黑伯龙家。受一个朋友的委托去替他取一幅画。
黑伯龙的家是南新街67号，距我们居住的51号仅有几十米的距离。是南新街西侧的三家大院之一，为标准的中式三进院落，黑漆大门对开，门下有门踢褡，门框双侧下方有嵌进门踢褡的两块方石。
我记得黑伯龙住后院，前院不大，中院的二门是刻有福字的影壁，绕过影壁便是中间大院。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院子南侧是一米多高分成几个台阶的花墙，摆满了一层层的蛐蛐罐。后来，从我一个玩蛐蛐的朋友那里得知：黑伯龙是令人仰慕的“虫家”，省内外玩蛐蛐的很多人都来找他观蛐蛐、斗蛐蛐。
也许现代人都不太了解他，我简单介绍几句：黑伯龙（1915-1989），回族，原名黑元吉，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中国著名书画艺术家。
黑伯龙的北邻是“张家大院”。房主人是张志，四川自贡人，同盟会会员，清末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法科，学成回国后在司法界崭露头角，曾任浙江、安徽、湖北、山东等省司法长官，被誉为“山东法官第一人”“慈佛厅长”。1925年12月5日晚，张宗昌为战争需要在山东发布戒严令，张志因反对用军事法庭取代普通法庭，被以“通敌之嫌疑”将其枪决。
听老街坊说，张志死后，其夫人终生未嫁，他们的子女都很有成就，有教授，有作家，大女婿孙瑜就是电影《武训传》的导演。
我来南新街的时候，张家大院已成大杂院，楼上楼下大约有二十多户人家。
现在，南新街的游客很多，但大都是来参观“老舍旧居”的。说起来，老舍那几篇散文为宣传济南作出了巨大贡献。济南也感谢他，从“老舍故居”往北的墙壁上挂了一个个宣传板，上面写着从老舍文章中摘录的话。
但没人知道老舍还有一位著名的邻居。当时，老舍住南新街58号，56号则是甲骨文考古专家加拿大人明义士。1932年，明义士在齐鲁大学任教，被聘为国学研究所考古学教授。在此期间，明义士与老舍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两人闲时还时常小酌几杯。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是加拿大著名汉学家、考古学家，在甲骨文研究、考古学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等领域成就显著。他一生累计收藏了约5万多片甲骨，是当时收藏甲骨数量最多的人之一。他对甲骨进行系统编号、拓印和记录，为甲骨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917年，明义士发表《殷墟卜辞》。这是西方学者首部系统研究甲骨文的专著，书中对甲骨的年代、内容、占卜制度等进行了考证，推动了甲骨文研究在国际学界的传播。
若干年后，明义士的次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成为一名积极推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实践者。在1999年，明明德将父亲生前收集的三箱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资料和图书捐赠给了山东大学，又续写了一段佳话。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活生生的画面：那天晚上，老舍刚刚写完《济南的秋天》，明义士也在甲骨文上有了重大发现。两个人在小院的石桌上摆上几个小菜，美滋滋地喝起小酒。不远处，51号院内的“江家公馆”里，几个医学院的教授正为了一个学术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两处仅一墙之隔，争吵的声音溢出墙外，被老舍和明义士听得清清楚楚。
我常常想：在“老舍故居”的北邻设立一处“明义士故居”，介绍一下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与老舍的情谊，岂不又是一段佳话。
再在51号院内建一处“江镜如故居”，介绍一下他对中国医学的贡献，也同时展示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历程。
建“方荣翔故居”、“黑伯龙故居”，也并无多大问题。只是修缮“张家大院”会耗费一些财力。
那样一来，南新街由北往南，依次排开：“明义士故居”“老舍故居”“方荣翔故居”“江家公馆”“张家大院”“黑伯龙故居”。既展现了南新街的历史魅力，也彰显了南新街厚重的文化底蕴。
若果真那样，南新街便是一个行走着的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