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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赋予维特根斯坦的责任——「哲学的下一大步」——同时是骄傲和痛苦的来源。维特根斯坦以完全和绝对的严肃担起了这责任。他也担起了罗素数理逻辑领域的某种监管人的任务。于是，当弗雷格写信对乔丹谈自己在无理数理论上的工作计划时，我们看到乔丹借维特根斯坦的名字指责他：你的意思是你正在写《算术基本法则》的第三卷？想到你可能正这样做，维特根斯坦和我挺不安，因为无理数理论——除非你已有了一个很新鲜的无理数理论——似乎要求预先排除矛盾；而在新的基础上处理无理数的那部分工作已在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中很棒地做好了。据罗素说，从复活节假期中归来时维特根斯坦处于「极糟的状态——总是阴沉着，踱来踱去，有人跟他说话才如梦方醒」。他告诉罗素逻辑正在把他逼疯。罗素倾向于赞同：「我认为有这种危险，所以我催他丢开逻辑一段时间，做点别的工作。」

1913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的（或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孤独。他找到了理想的地点：卑尔根北边、松恩峡湾旁的一个叫舒登的村子。他寄宿在当地邮政官汉斯·克林恩伯格家。「我在此地几乎碰不到人，」他写信给罗素，「我的挪威语进步极慢。」这两个陈述都不全对。事实上他和许多村民交朋友。柯林斯伯格一家；还有哈瓦德·德拉格尼，一家当地木箱厂厂主，安娜·勒伯尼，一个农民；阿尔纳·伯斯塔德，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学生。他的挪威语进步神速，一年之内就能与这些朋友用其母语通信。诚然，这些信里的语言并不过于复杂或老练。但这更多源于友谊的性质，而非受限于他的挪威语水平。实际上那是他最喜欢的那种简单、直接和扼要的信件：「亲爱的路德维希，你好吗？我们常常想到你」也许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他并未完全脱离跟人的接触。但他——也许这是最重要的——离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乔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无论是剑桥的布尔乔亚生活还是维也纳的布尔乔亚生活。他对布尔乔亚生活的恐惧，部分源于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人际关系的肤浅本性，但也部分源于这个事实：面对布尔乔亚生活时，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冲突强加他——必须抵抗那种生活和必须顺从那种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维特根斯坦的团编入了奥地利第一军，因此参与了战争头几个月最荒谬的低能战役中的一场。俄囯和奥地利的司令部都在执行基于错觉的战略：俄国人认为奥地利的大部队将在伦贝格（现在的利沃夫）集结；奥地利人期待在再北一点的卢布林周围找到大批俄国军队。因此，奥地利军队在俄属波兰不费力地推进，俄国人则向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的最大城市伦贝格进军，两军都吃惊于自己面对的抵抗之少。等到奥地利司令官康拉德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伦贝格已经陷落，他的第一军面临被南面的俄军切断供给线的严重威胁。因此他被迫下令撤退。原本是深人俄国领土的一次大胆进攻，结果是可耻地退缩到奥匈帝国境内 140 英里处的防线。然而，若不撤退，奥地利军队可能要被人数更多的俄军奸灭。事实上，在混乱无果的加利西亚战役中，康拉德指挥的 90 万人中有 35 万阵亡。

九月的后半个月，即奥地利撤退的这段时间，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里没有加密札记。不过，正是在这期间他作出了自己曾感到就在眼前的大发现。其中包括现在所称的「语言图像论」——即「命题是其描述的现实的图像」这个想法。维特根斯坦后来对朋友 G. H. 冯 · 赖特讲了一个此后许多人都传过的故事：那想法是怎样闪现在他头脑里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东线服役时维特根斯坦读到杂志上的一粧诉讼报道，这桩诉讼发生在巴黎，涉及一场汽车事故，法庭展示了一个事故模型。他忽然想到，模型之所以能表示事故，是因为模型各部分（微缩的房子、汽车、人）与真实事物（房子、汽车、人）之间的对应。他进而想到，照这个比喻，可以说，凭借其各部分和世界之间的类似对应，一个命题起到一个事态模型或图像的作用。命题各部分结合的方式——命题的结构——描画了现实中各元素的一种可能的结合、一种可能的事态。

整个 10 月维特根斯坦都在发展这一想法的推论，他称之为「逻辑描画理论」。他想到，正如一幅图画或绘画以图像的方式描画，一个命题逻辑地描画。也就是说，在一个命题（「草地是绿的」）和一个事态（草地是绿的）之间，有——且必须有——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结构之共同使语言能描述现实：我们能立刻用「这命题表示如此这般的情形」这话替代「这命题有如此这般的意思」这话。命题逻辑地描画之。只有这样，这命题才能是真的或假的：只有是一种事态的一幅图像，这命题才能与现实一致或不一致。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想法是一个重大突破。可以说，若要征服逻辑，它就是一个必须夺取的重要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