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走了，不甘地走了。清政府给的谥号是“文忠”，纵观其一生，也的确是配得上。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鸿章迎来了人生巨大的转机，效仿恩师曾国藩回乡团练建立“淮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对抗。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李的势力已不容小觑。太平天国运动对李来说是一次机遇，是为清政府效力实现自己的仕途愿望的机遇。李一直都站在清政府的立场，因为他是“士”，士人的愿望就是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太平天国在李的眼中就是“逆贼”，他身为“士大夫”当然要和前朝一样“讨逆”，这是作为“士大夫”的责任，他要维护的就是朝廷统治，这是他这个阶级诞生以来被赋予的使命。
1895年，李鸿章来到了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这是李一生的污点，在条约签订期间李被日本“狂热分子”袭击，李也用这一枪换来了中日局部的停战和减少一亿两白银的赔款。但李终究只是清政府和谈的代表，战败国被宰割岂是李一人能挽回的。在去日本前，李坚决反对割地，但乞求各国干涉无果，李知道割地已成定局，他不愿做卖国贼，从光绪皇帝那得到“以商让土地之权”后才赴日本。李鸿章想在条约上多争取一些但只是徒劳，伊藤博文告诉他“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那年4月15日，李鸿章在最后一轮谈判中，费劲唇舌苦苦哀求，但“无力回天”。就这样一个国家的悲痛一个民族的耻辱深深地压在李的身上，李发誓再不踏日本土地，他信守了承诺却无力挽救国家。
时间再倒回34年，1861年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这是清政府的一场自救运动。李作为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任务，办了很多实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北洋水师等等。李希望通过这些能挽救中国，能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甲午战败，北洋水师没了，洋务运动破产，多年心血付诸东流。与日本一战，中方惨败，指挥错误、表面应战私下想求和、政府腐败等等。诚然李在作战中有意想要保存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但真正与日军对抗的就只有他的这两支军队，甲午一战，李在朝廷中说话的资本耗尽了，洋务运动三十多年来的努力都化为泡影。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是李鸿章晚年说的话，其中各种滋味只有李一人清楚。洋务运动破产了，李的希望也没了。曾国藩评价李是“拼命”做官，这是李鸿章在仕途上的真实写照，李位极人臣，深谙为官之道，他曾说在清朝最容易做的就是做官，官场腐败，李也是腐败中的一位，作为“士大夫”李鸿章把官做的很“活”，他知道取悦上级，知道权御下属。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仕途上“奔波”的封建士大夫。
李鸿章是士阶层的典型，维护朝廷统治是他的历史使命，他也被自己的阶级深深地限制着。他知道清政府无能，知道国家危亡，所以他要“救亡图存”但无论如何他都要维护清政府统治，这是李鸿章的局限，也是“士大夫”们的局限。和普通“士大夫”不一样，他是“先进士大夫”，他知道西方先进要学习西方，但中方的“本”不能丢，“中体西用”这个怪胎也就应运而生。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
1901年，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华，李鸿章被清政府派出与列强议和，此时的李心力尽碎，清政府彻底“完了”，在《辛丑条约》上李将自己的名字签成“肃”的模样，被清政府封为“肃毅伯”的他在列强面前却无能为力，签完后的李鸿章吐血了，一生夙愿彻底破灭，清朝没能救起，国家没能富强，此时的李已经绝望，他再没有办法维护清朝，在病榻上李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在仕途上走了这么多年，他累了，撑不住了，弥留之际李鸿章口动不能言，在不甘中走完了一生。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著《李鸿章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还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李鸿章是位不可绕开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晚清名臣”，我更愿意称其为“晚清士大夫”，“名臣”更多的是对他的功绩的评价，而“士大夫”则是李鸿章一生的写照，24岁考取进士，78岁死在病榻。五十四载，李鸿章在仕途上为自己的“使命”奔波着，为自己的理想奔波着。究其一生，他都在为清政府效力，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对“忠”的理解。
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同光中兴”他有功，甲午战败他有过。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很多，有高度评价其“丰功伟绩”的，也有批评他“丧权辱国”的等等。在我看来，李鸿章是一个人，一个身处内忧外患时代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救亡图存”的“士大夫”，他有先进的地方也有局限的地方，他不是圣人，他也有私心。处在那样的时代，李鸿章为了自己的仕途奋斗者，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着。但最终他败了，他败是注定的，因为他所服务的朝廷已经到了“暮年”，他虽能认识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却冲破不了自己的局限，在不甘中死去。
李鸿章签了很多不平等条约，被国人诟病以至于死后被人把尸体挖了出来。伊藤博文称李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外修和好，内图富强”这是李临死前对清廷的忠告，然而这个临死仍念念不忘的朝廷在他身后十年亡了，每次清政府一有难便把李鸿章请出来，可李鸿章救不了清政府，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如何救一个“病入膏肓”的朝廷。
李鸿章谥号“文忠”，“文”他是文人，是进士出身；“忠”他是忠君爱国。只不过他爱国爱的是清政府，他是封建士大夫，他的眼界也只能局限于此。梁启超称其“庸众的杰士”，他也确实在“士大夫”阶层中做的十分突出，若早生一两百年，李鸿章必能成为“治世能臣”，可惜没有如果。李鸿章是“先进士大夫”是“开明地主阶级”，这注定他会有局限，注定他救不了时局。但即便救不了，李鸿章仍然在努力，因为他是“士大夫”所以他有自己的使命，因为他是“士大夫”所以他有自己的追求。他是“晚清士大夫”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