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月初六是我爹八十四岁生日，过了这一天，他就迈进了八十五岁了。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老祖宗的智慧，有时不得不信服它，这一年，我着实一直隐隐地担心，过了生日，我可以松口气了。
我爹有四个孩子。小妹妹一九八一年出生，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小妹属于超生，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处罚严厉，最后父母商议，把小妹送给了不能生育的小姨和小姨父。
我妈在世的时候，她经常念叨说，她和我爹挽救了一个家庭。后来，他俩又帮助小姨和姨父抱养了一个儿子，让小姨儿女双全，至今小姨也算儿孙满堂了。
爹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提前一周，大妹和妹夫就张罗着给爹买助听器，三年YQ的管制，时松时紧，在这期间，我爹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他越发孤独了。
在无声的世界里，我爹还是执着地看新闻联播，他不再在小本子上记录他感兴趣的内容，也不再饶有兴致地和别人谈论时局变幻，政界热点话题。别人的聊天对话，他基本上插不上嘴。除了每天外出一两个小时活动之外，其他时间就是安静地坐在安静的电视机前。
他每天必看的节目还有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没有声音，他一个人居然看得哈哈大笑，还指着电视上的年轻人说：诶——你看你这娃儿——诶诶——”。
倪萍主持的《等着你》节目，他一个人看着人间那些非虚构的悲欢离合，一边默默流泪，一边用纸巾擦眼泪，甚至有时哽咽得泣不成声。
我爹老了，曾经铁骨铮铮的他，老了。
再想想，失聪也不错，再也不用听不想听、不好听的声音了，他终于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如同回到了孩童时代。
我和妹妹陪我爹一起去买助听器，他很高兴，戴上助听器后，他满面笑容地说他能听到我们说话了。服务员告诉他说，看电视听收音机还是不行，电器里传出的声音，是经过处理的音频，助听器无法接收到那些声音，他又有些失望。他戴着助听器和工作人员交流，询问价格，听说两只耳机得大几千元，他不买了，态度十分坚决。
我爹是一个农民，他一辈子没有工资，一辈子只能从土地里讨生活。来城里后，他没有了老伴，没有了自己的田园，这些年他和我住在一起，除了大妹给他点少许的零花钱之外，他没有收入。
我爹是有点文化的人，他十七岁那年，我爷爷去世。十九岁，他转正成为正式人民教师，一年后赶上六零年自然灾害，他又被下放回家种田，继续当农民。
那时，他只有一双布鞋，北风呼啸，漫天飘着鹅毛大雪，他舍不得穿上唯一的那双鞋，光着脚，把鞋夹在腋窝下走路回家。我问过爹，回到家咋样了？他说，能咋样了，晚上就红肿了。他还说，那时候，冬天手脚起冻疮是常有的事。
我爹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爷爷去世后，奶奶是小脚老太太，日子的艰难困苦程度可想而知。
他大半生在那个土地贫瘠的小村庄里度过，他没有凭借他的聪明、智慧、甚至出卖力气改变他贫穷的命运。
他节俭、隐忍、克制，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的女儿生活。
给老人过生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过生日那天，一大家子甚至一个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大餐，现在，餐前还加一个有关蛋糕的仪式。一场隆重的中西合璧仪式既表达了对老人的祝福，也是一个族群和和睦睦充满生机且保持凝聚力的盛典。
我爹今年的生日，我哥安排了酒店，一张超级大圆桌坐了三十个人，我爹四世同堂，儿孙绕膝，满面红光，异常地神采奕奕。他的亲家们也率领一家四代前来祝贺，一大桌家宴，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中完成了一次热烈而喧闹的祝福仪式。
我们需要用食物的香气对抗生命的虚无。
我们需要仪式感，无论是含蓄内敛，还是客套虚荣，甚至喧哗浮夸，因为它承载了我们骨子里的善意，寄托了我们血液中的真挚。
就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庄严的，且热烈而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