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行业始终处于巨大的舆论漩涡中心。它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巨额的税收，但其核心产品却被科学明确界定为严重危害健康的一级致癌物。这个行业就是中国烟草行业。尤其令人深思的是，该行业普通员工，包括退休人员，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如传闻中高达一万六千元的月退休金）远超社会平均水平，与绝大多数为企业、为社会奉献一生的普通退休人员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一现象，不禁让公众产生一个尖锐的疑问：一个建立在损害公众健康基础上的行业，其内部成员享受顶级福利的合理性究竟何在？
首先，我们必须客观承认烟草行业在财政收入上的巨大贡献。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历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烟草总公司实现的利税总额长期超过万亿元，例如2022年利税总额超过1.44万亿元。这笔巨额资金是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巩固国防的重要财力来源之一，其作为财政“支柱”的作用在特定历史阶段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然而，这种经济贡献的光环，无法掩盖其产品带来的沉重社会成本。世界卫生组织及众多医学研究反复明确指出，吸烟是导致肺癌、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致命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在中国，因吸烟相关疾病导致的年死亡人数高达百万，其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医疗费用、劳动力损失更是天文数字，给无数家庭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持续性的负担。从这个角度看，烟草行业在创造财政税收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大规模地消耗着社会的健康财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烟草行业内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堪称“天花板”级的福利与退休待遇，就显得格外刺眼，并引发了关于社会公平的深刻质疑。公众的困惑并非源于简单的“平均主义”或“仇富”心理，而是基于一种朴素的、关乎正义的价值判断：
第一，贡献的性质该如何衡量？ 一位教书育人的教师、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一位科技攻关的工程师，他们的劳动直接创造知识、拯救生命、推动进步，其社会价值是正向且无争议的。而烟草行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产品的成瘾性以及对消费者健康造成的损害。用这种带有“负外部性”的利润，来支撑系统内远优于其他奉献性行业的超高福利，其道德基础是否坚实？
第二，垄断利润应如何回馈社会？ 烟草行业的高利润，建立在国家专卖的垄断体制之上。这种体制确保了利润能上缴国库，但也在系统内部形成了“福利高地”。公众有理由期待，由于烟草消费带来的、并最终由全体国民健康代价所转化的超额利润，在分配时应更多地倾斜于全民福祉，例如用于更广泛的公共卫生投入、癌症防治研究或提高全民医保水平，而非主要沉淀在行业系统内部。
第三，价值导向将引向何方？ 当一个行业的福利水平与其社会价值的正向评价出现显著背离时，它可能向社会传递一种扭曲的激励信号。这不利于引导人才和资源流向那些真正推动社会长期健康发展、创造核心价值的领域。
综上所述，烟草行业高额退休金现象所引发的讨论，远不止于金钱本身。它是一次关于如何全面、科学地衡量一个行业“贡献”的社会思考，也是一次关于社会财富如何更公平、更正义地分配的深刻追问。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让资源的分配更精准地惠及那些为社会创造真实、积极、正向价值的劳动者。化解烟草行业的这一悖论，需要的是更大的智慧和对全民长远福祉的深切关怀。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社会价值导向的重要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