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藏行由成都出发，沿着甘南、青藏线、拉萨、川藏线绕了个圈，回到成都画上句号。出发前在成都休整了两天，经朋友推荐，去了春熙路、宽窄巷和锦里，顺道参观了武侯祠。

       春熙路是成都的商业中心，站在十字路口的天桥上，一眼望去，高楼接踵，商铺林立，与南京的新街口并无二致。

       如同你下了火车，站在国内许多城市的火车站广场，如果不看路标和广告牌，似曾相识的建筑和街景，让你恍惚火车未曾移动。如果不是购物，春熙路不值一去，除了人挤人的热闹，了无新意。

       宽窄巷与锦里是成都的老街，风格相似，但宽窄巷似乎更具老成都的味道。宽与窄的两个巷子比肩而立，宽的巷子，两辆轿车不能并行，窄的巷子，奥拓车勉强而过。

       据说宽巷子的大名，得益于窄巷子的存在，如同一米六的女孩，站在一米四的女孩旁，被衬托得亭亭玉立。宽窄巷在清朝曾是满族士兵的居所，灰墙黑瓦的平房现在经过整旧如旧的改造，外观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踏进每个院落，还是能品味出更整洁、更精致和更舒适的细节改变。

       宽窄巷子的两侧散落着茶馆、小吃店和商铺，以茶馆居多。

       茶馆是成都的名片，代表了成都闲情淡定的城市心情。成都的街面上随处可见各种风格的茶馆，宽窄巷的茶馆尤为集中，随便推开一处院门，里面庭院深深，树荫下和回廊里摆着一张张低矮的茶桌，三五成群的茶客，身体歪歪斜斜地塞进竹椅里，或聊天，或养神，或发呆，望着时间从头顶上飘过，气息淡定，神情怡然。

       成都人把这种安逸的生活状态称为“巴适”，寓意怎么样都舒适。如同成都一些老茶馆的竹椅，乍一看要散架，一屁股坐上去，不管躺、靠、卧，竹椅都非常贴合身体的各个承力点，仿佛为你的体形量身定做，成都人在这种竹椅上常常流连一天，愣是将一把竹椅“巴适”成了天堂。

       在感官享受上，成都人挖空了心思，动足了脑筋。掏耳朵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清洁工作，成都人不屈不挠地愣是将它整成了城市风景。

       在许多茶馆和酒楼的过道，穿梭着头戴射灯、手捏耳扒、身穿制服的耳道清洁师，表情神圣得如同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二十元做一次全套，先把耳垢轻轻刮去，将一头裹着绒毛的铜针，插进耳道里轻轻搓动，再用类似音叉的金属条，放在耳边敲击引发共振，最后揉捏肩膀和颈部。

       在掏耳师的精心伺候下，许多顾客的表情最终被“巴适”成了春宵刚过的迷离状。

       成都九眼桥酒吧街的露天酒吧，见到一位漂亮的年青女孩，仰靠在高背椅上，双眸眯成一道朦胧的缝隙，当掏耳师把绒毛针探进耳道，来回慢慢地捻动时，女孩左边的眼角微微蹙起，似乎很痛苦的样子，右边的嘴角却在慢慢舒展，感觉一股无法言说的舒坦，正从这个女孩的心底缓缓地涌上唇边，再无声无息地弥漫至整个面部，如同平静的池塘里丢下一颗小石子，细微的水纹一波连一波，舒缓地波及整个水面。

       我好奇地上前问道：“很舒服？”，这个女孩没有立即回答，待脸上的表情归于平静，才气息幽幽地微笑说：“舒服咧，呵呵”。

       快乐不就是这样嘛，总是喜欢与痛苦伴行，看到痛苦的表情，听到痛苦的声音，或许只是某种不知所措的前戏，很可能在为更大的快乐，做爆发前的引导和铺垫。成都人或许早已明白，只有在痛苦的衬托下，快乐才能被“巴适”得刻骨铭心。

       成都人不仅巴适身体，还善于巴适嘴巴。许多知名的菜品，如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等，均是由四川人捣鼓出来，从成都走向了全国。

       成都的名点小吃龙抄手，名字蛮有艺术风范，叫来一尝，类似江南的馄饨，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

       宽窄巷里有道点心唤作“三大炮”，名号响亮又气派。从揉熟的堆面上，掐下三颗大小如撒尿牛丸的面团，左侧放着一面鼓，鼓面上放着六面小铜盆，再远处，斜靠着一个盛着肉粉的簸箕，将三个圆子依次砸向小铜盆，弹起，跌落至簸箕里，铜盆和鼓面被面团击中，发出类似大炮发射时的声响。

       把一道并不复杂的小吃，捣鼓出这么大的动静，只能佩服成都人闲逸得非同小可。

       ……

       到锦里，不能不去武侯祠。

       武侯祠与锦里紧邻而居，祠里供奉着刘备与诸葛亮的塑像，一个少见的君臣合祭之庙。中国人大都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各式人物，特别推崇料事如神的褚葛亮，非常向往桃园结义的情节。

       此刻站在诸葛亮的座像前，我的脑子里却涌现了异于往常的想法。

       中国人推崇诸葛亮，表面上是忠君事主的精神，其实是料事如神的功力。或许在中国人的心里，诸葛亮玩人与玩事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仿佛对手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控中，无人能敌的操控力让国人羡慕不已。

       耍得别人溜溜转，同时还让被耍者感恩戴德，这是当下的许多国人视为做人的最牛逼境界，也是国人崇尚诸葛亮的心理基础。如同对某些伟人的偶像崇拜，都是这种能力观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不管手段多么卑下，无论过程多么肮脏，只要把他人忽悠得丢魂失魄，均是这个时代顶礼膜拜的能人。

       除了诸葛崇拜，桃园结义的故事也蕴含了相同的理念，两者都体现了不讲对错的观念。刘、关、张焚香结义，同生死共患难，乍看起来非常美好，却表达了“没有是非”的文化特质。

       结义之目的，主要为当事人谋取某种安全感，在歃血为盟的兄弟们眼里，自己所做的任何事，均能获得无条件的赞许，即使犯下杀人越货的勾当，在结义兄弟的鼓噪下，也能打扮成豪气冲天的壮举。

       结义文化模糊了善恶的界限，是非与对错都在义结金兰的幌子下，失去了统一和客观的尺度。如同三角或多角的男女私情，在普通人的眼里是羞于言说的纵情，但在某些结义的社团里，却能摇身为某种革命家的浪漫情怀。

       因人而变的善恶标准，导致民众对自身的行为与举止，无法获得稳定的预期，极易产生铤而走险的侥幸心理。赋予某些人心理安全的结义，带给社会却是动荡和骚乱。

       其实对于结义的当事人而言，他们获取的也仅是暂时的安全，在“覆巢之下”的大背景里，最终也无法逃脱“安有完卵”的个人命运。

       也许这就是成都的城市性格，只要当下舒服，以后怎么样都行，眼下的“巴适”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图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