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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ie Hewlett: That’s all drawing is really, just putting some lines in the right place》，作者：Joe Zadeh原文阅读
Jamie Hewlett：绘画就是把线条放在它们该在的地方
2001年，一支绝无仅有的乐队让全世界看到了他们的第一首单曲MV《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们就是Gorillaz乐队——音乐人Damon Albarn（Blur乐队主唱）和视觉艺术家Jamie Hewlett合作的创意产物——由4位虚拟乐手组成，各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细节生动。这几个卡通人物迅速牢牢抓住了粉丝们的想象力，直到今天。
Jamie是如何画出Gorillaz这四个人物的？这个项目对他有怎样的吸引力？绘画的痴迷为什么能变成数百张松树手绘（对，你没看错）呢？来听听Joe Zadeh跟Jamie聊了之后，知道了怎样的故事。
所有图片 © Jamie Hewlett版权所有
5点15分是早晨一个美妙的时刻。柔蓝色的晨曦主要供鸟儿们专享；人类还没高谈阔论，Email还在沉睡，iPhone们也还没有噪声大作。英国插画家Jamie Hewlett喜欢在这时起床。他睁开眼睛，滑动手指浏览一下新闻，然后走出他在巴黎十一区的公寓，开始一天的散步。
巴黎绿荫步道（The Promenade Plantée）是一条空中步道，1993年由一座废弃的19世纪高架桥为基础改建成，凌驾于巴黎街道十米上空。这里步满绿树、草植、花朵和小型方游泳池。Jamie会步行走完全程4.7公里，直达它尽头的森林，然后再走回来。
8点30分左右，他端一杯咖啡、拿一只牛角面包，悠哉游哉穿墙进到他的工作室（一间隔壁的小单间，从以前的租客手里买下来的）。
这里乱七八糟扔了很多他多年积攒的书、明信片、杂志剪报、作品和其他东西，其中很打眼的有纽约警察局的头盔、一把汤普森冲锋枪复制品和一位僧侣头骨。『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都被画到作品里去了』，他微笑着说。
坐下来工作时，他喜欢打开BBC广播四台的节目听着，因为“整天都盯着一页纸，能同时感觉自己也在吸收信息就更好了”。他把自己调节到创作状态，在这个当下，创意开始流淌，笔下的意义开始显现出来，整个身心都渐入佳境。
“这个当下”，他说，“能真正在你眼前浮现出来时，感觉真是完美，你画在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恰到好处。真的，绘画就是把线条放在它该放的地方。用应该用的线条，许多应该的颜色，然后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好。”
至少，这就是他的工作日的理想状态。“我从来都不可能做一件要做五个星期的事，”他承认说，“我是那种一下走到死胡同的类型。”（ “I haven’t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decent for about five weeks,” he admits. “I’ve sort of hit a dead end.”）
25年来，Jamie早已经是一个屡获奖项的插画家、艺术家和MV导演，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唾手可及。
1988年他才20岁，和朋友Alan Martin一起创作了cult系列漫画《坦克女孩》（Tank Girl）。坦克女孩，是一个飙脏话、喝烈酒、爱暴力、要在性关系中占主导位置的女性角色。当时女性漫画人物的风格，普遍都还是“穿披风的色情女星”，但这一次来了一个真正让男性感到威胁和害怕的角色。
她成为当时漫画售卖点的一个标志性偶像，激励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反对者，也影响了一批像Vivienne Westwood这样的设计师，甚至直接开启了90年代早期狂热的坏女孩时尚风潮。
《坦克女孩》是Jamie事业的跳板，十年后的1998年，世界上最大的虚拟乐团Gorillaz，成为他的下一个合作计划。
Jamie Hewlett 和 Damon Albarn 都出生于1968年，生日仅相差11天，都属猴。30岁的时候，两人发现彼此都住在伦敦西一家地毯店楼上的公寓里。两人都刚经历生活剧变，告别了一段多年的感情，正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Damon买了一台等离子电视，两人一起看了很多部MTV，为熊熊燃烧的流行文化所困惑。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假，那么商品化，一看就是人工制作的，还不是手工纯熟的制作。
他们用新作品Gorillaz对此进行回应。四个二维人物形象，组成一个虚拟乐队，有着套路化的乐队成员的个性，还安上了荒谬的个人背景。每个人有自己的发挥空间，比如能按自己的性格接受采访。
他们有四个成员——阿D（2-D）、魔头（Murdoc）、小面（Noodle）和洛胖（Russel）。Jamie的说法是“所有优秀的乐队都是四个人，三个太少，五个又太多”。
“阿D有点无邪天使的角色，长得可爱，站在最前面，不需要太聪明，但会唱歌；魔头的原型是Keith Richards（滚石乐队吉他手），是撒旦般的人物；洛胖是个套路配置，有生活历练的hip-hop的家伙。
“小面本来的设计是个白种女孩，20岁，但觉得有点无聊。要她，是想在乐队里安排一个弹得一手好吉他的小女孩，应该更好玩一点，所以她就成了日本人——干嘛不呢？”
20年过去了，Gorillaz发行了6张专辑，各位成员也经历了变化。小面长大了，有女人味了（“卡通人物一般可不会长大的”，Jamie评价说），阿D也从一个精致的墙花男变成一个极度自信的男人。
他们最新的专辑《The Now Now》（发行于2018年6月）中，阿D的自信心简直成了一种可质疑的傲慢。今年他还在采访中充当主讲，充满激情地发表意味模糊的见解，仔细看更是毫无意义。
“我有看透事物核心本质的能力，”他接受《Noisey》采访时说，“就像机场的X光机器，能看穿你的裤子。”
“我猜我们可以从这里汲取一个教训，”Jamie解释说，“有时不那么自信是一件好事。没有太满的自信，你就会谦逊，就会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那就是你的工作和艺术。你应该专注在这些上，而不是在你自己身上。”
“阿D有点无邪天使的角色，长得可爱，站在最前面，不需要太聪明，但会唱歌。”
“这就是我画画的原因，你知道吗？”他继续说，“人们可以看我的画，我想说出来或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已经在里面了。我不可能每晚登台作秀，像Damon他们一样，那不是我。我很惊讶别人能做到这些——在公众视野下，赫赫有名，但不能让你内心的自我来控场，否则你就会失控。”
为了Gorillaz的世界保持鲜活，每张专辑都会呈现乐队成员的故事线，他们的动态和计划。
每次故事线的成型过程都是一样的。音乐做出来以后，Jamie、Damon和Remi Kabaka Jr.（2000年后加入的鼓手）就凑在一起反复研究主题和其他想法，无止尽地谈着“什么是我们喜欢的，什么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个操蛋的世界怎么了，什么是我们想表达的，bla bla bla，畅所欲言，无拘无束””，Jamie觉得。
这些谈话将促使他为专辑画出第一批宣传画稿，然后再交到文案团队手里，形成故事结构，用细节丰满。
“没有太满的自信，你就会谦逊，就会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那就是你的工作和艺术。”
一旦专辑宣传开始启动，Jamie就要一直淹没于画稿之中了。新设计稿，成稿，分镜头本，MV创意，商品，调整，设计，改稿。
2017年，他为单曲《Saturnz Barz》帮助创意了一部VR视频，在里面他们创造出了超现实360°鬼屋体验，供粉丝们去探险。这部视频在YouTube上的VR视频首映刷新了纪录，前48小时内有300万次观看。Jamie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就是“电脑崩溃”和“直挠头”。
“做一部视频也需要数不清的画稿，通常你看不见画稿，因为它们直接变成了动画视频，”他解释说。
所以，他为每张专辑所投入的创作都堪称里程碑。也就不难理解，当Gorillaz在音乐领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艺术领域也同样难以磨灭。在视觉社交网站DeviantArt搜索“Gorillaz”，你会得到133,120条以Hewlett作品为灵感的结果。
几十年来，他在工作中不断刻意训练，保持着对创作的兴奋度。以每一张专辑为周期，他会变换各种全新的插画风格。比如，《Humanz》期间专注抽象拼贴，《The Now Now》期间就变成黑色线条和扁平化色彩。
利用每一个专辑宣传周期，他试图把那一种风格把玩纯熟。应该说，这个过程几乎是始终愉悦的。但到了最后几个月（Gorillaz在最近18个月内出了两张双碟专辑）时，他就变得“也不能说厌倦，因为我超爱Gorillaz，但刚开始的巅峰状态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他马上就厌恶对着电脑了。那让他感到头疼，而且他觉得会变瞎。他越来越渴望远离屏幕。现在，他已经从绘画器材店买回来两块大画布和一盒新颜料，打算尝试新的离线创作方式，即使他也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2017年Taschen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作品回顾全集，426页。这是他作品的首次结集成册。翻看下来，不难看出形成他独特风格的图案元素。
Hewlett的宇宙，通常是一个肮脏的反面乌托邦，唯一普通文明的遗迹，就是空气中飘荡的幼稚但令人安慰的幽默感。在他的人物身上，有翘翘的鼻子或前凸的嘴，猴子或大猩猩的影子挥之不去。他用锐利的眼光看待事物，所以总是画出嶙峋不平或棱角分明的牙齿、手指和关节，而且穿着新潮。
对细节的刻画也几近疯狂，从夹克外套上别具一格的纽扣位置，到袜子刻意围绕脚踝的方式。他既朋克又卡通，又或者，两者都不是。
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怀旧的瘾君子。到现在对他影响最深刻的，是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讽刺性幽默杂志《疯狂》（Mad Magazine）。他超爱Norman Rochwell的讲故事油画，也很喜欢《疯狂》杂志对这位画家的讽刺。
我采访他的前一天，他还在YouTube上看了一下午的达菲鸭（Daffy Duck）。“还是让我笑个不停”，Jamie说，“他是一个自私的小混蛋，我爱死了。”
“人们可以看我的画，我想说出来或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已经在里面了。”
Jamie对过去视觉作品的兴趣并不影响他对新事物的接纳。他第一次遇见他的妻子，法国女演员Emma de Caunes，她就提出要为他算一下塔罗牌。
“我想像出007电影里的一幕，她翻开一张死神牌，然后响起了雷声。”他笑着说，『但实际上没有。』现在只要遇到问题，他还说会求助妻子用塔罗牌看看。
有一天他遇到一本书《塔罗的方式》（The Way of Tarot），有神秘气息的先锋电影人Alejandro Jodorowsky写的。被Jodorowsky对马赛塔罗牌的研究所启发，Jamie决定自己画一套22张奥秘主牌面。
“我想要完全根据他的解读，来重新画一套。”他说，“不可自拔了。我没有用电脑，是用水彩、水粉和印度墨水手绘的。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如果中途出了一点错，就不得不重新来过。全部完成花了我三年。”
Jamie对塔罗牌的看法有点梦幻且荒诞。他倾向于形式的神秘主义——在战车牌上，他画的马看上去充满了神圣的电力；主教牌上，主教仿佛是银河系的霸主。但其中也浮现出他的智慧：恋人牌上，爱人们冷淡、心不在焉地互相摸索；愚者牌上，愚者的屁股上放着一只猴子的手。
Jamie每天早晨去买咖啡和牛角面包时，有时会看见Jodorowsky也在那家咖啡店里面。89岁的导演也住在同一个街区，他有时还会给陌生人算一把塔罗牌。在某个派对上，Jamie碰巧遇见了导演的女儿。“你应该给他看看你画的塔罗牌，”她说道，“我敢肯定他会很喜欢的。”
但Jamie没有这么做，也许未来也不会。“我认为最好不要跟你仰慕的人见面，保持原样就好。我觉得见人很累。就希望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画我的画。
“当我没画的时候，我的思考里也是画。如果画到一半不太顺利，我不得不停下去做点别的事情，然后一直想着这个画和接下来怎么解决。不管去哪里，去见什么人，我都只想赶快结束，好回去工作。我上瘾了，做梦都是这个。”
如此沉迷，以致会被意外的事物，以意外的方式击中。比如有次去法国西岸旅行，Jamie被度假屋外面的松树迷住了，它们被来自北大西洋上的风蹂躏得变形。
一天傍晚，太阳西下，树木在周围拉出长长的影子，他坐下来画它们（他总是带着黑色毡头笔和记事本度假）。感觉好极了。所以，他骑上单车，转遍整座半岛，好找到其他的松树去画。
“当我没画的时候，我的思考里也是画。”
“有棵松树看上去像两个人在做爱，”他说，“还有一棵，像要跟旁边的松树打一架。他们都有故事要讲。我想像他们真的可以动，只是因为过于缓慢，我们肉眼难以觉察。你可能要花十年来记录它们的动作，才能搞明白他们演的哑剧。”
像画了四年干草堆的莫奈一样，Jamie花了好几个月，只画松树。这成了他最享受的工作；仅仅只是因为他想画。对着松树画了又画又画。
这很疯狂，很牛逼，他感到必须驱散某些东西。夜晚，他开始梦见树皮的质地。终于有一天，在BBC广播四台的节目声中，他放下了笔，“可以了，我再也不要画松树了。”于是就结束了。
Jamie的松树原始粗犷但充满感情。凝视它们，仿佛能把你带入无人之境。它们有一种格林兄弟童话般的暗黑感，就像《糖果屋》里的兄妹在遭遇吃小孩的女巫之前，尚对未来一无所知，那时曾凝视过这样的树。
这里有对树的研究，同样也是对光线的研究。一棵树可以如此面貌不同，取决于它沐浴在光线里还是隐藏在黑暗中。
Jamie在卧室里挂了一幅松树。这是他妻子特别喜欢的一张，所以他们给它做了个框，挂在墙上。有时早晨，他们躺在床上喝咖啡，意识到自己盯着这张画在看。直到现在，他们发誓说依然能发现之前完全没有注意过的细节，隐藏在阴影或树皮的形状里。细节藏于底下。画中的画中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