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注意力的选择性可以导致传播的选择性。
针对1940年总统大选期间俄亥俄州伊利县选民们，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团队通过反复访问的办法，研究了选民的选举态度及其变化。与其他注重选举结果预测的研究不同，这本书重点是要研究哪些因素会最终影响选民的选举态度和最终决策，并对此次选战宣传的效果进行了评估。
拉扎斯菲尔德颠覆了一种观点，即选战宣传的核心目的在于说服那些不清楚个人决策、对选战不感兴趣的选民，或者让原本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倒戈支持共和党（抑或反向）。实际上，兴趣决定了注意力，注意力决定了媒介接触的不同程度，人们会不自觉地接触那些符合自己兴趣的媒体信息，并愿意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强化自己的观点；至于那些对选战不感兴趣的选民，他们没有足够的意愿去接触媒体，也没有动力在选举中做出“谨慎、理性、自由”的决定。
相反，除了在多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实现选民的“倒戈”效果，选战宣传的作用主要体现于那些拥有潜在倾向的选民身上，这些选民会选择性地接触支持己方观点的媒体——已经知道自己倾向的选民会在媒体接触过程中不断“增强”自身的选举兴趣和观点态度；尚未明确倾向的则会在媒体接触过程中“激活”这些固有的倾向。
潜在倾向或许是影响最终选举结果最直接的因素，它由党派间的不同属性，以及选民个人的特征决定，与通过媒介的选战宣传无关。在1940年美国的语境下，来自农村、信仰新教、年龄较大、比较富有的选民的潜在倾向是共和党，来自城市、信仰天主教、年龄较小、收入较低的选民则倾向于民主党。满足多重因素的选民——例如一个住在农村、从事玉米种植的55岁新教徒选民——往往会越早地意识到自己的既有倾向，对选举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对自己支持的政党呈现出更强烈的忠诚。那些拥有“多重身份之困“的选民——例如一个住在农村、从事玉米种植的25岁天主教选民——就户会在两党之间摇摆，对影响潜在倾向的各种因素进行排序和选择。在理想状态下，这些选民应该听取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方媒体的声音，更加理性和谨慎地做出决定；可事实上，这些人对选举的兴趣很低，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听取媒体意见，要么在选举前夕随机的做出决定，要么就干脆不投票。
此外，人们的决策还趋向于一种同质性。首先，一些不明确个人倾向的选民，会通过舆论环境预测选举胜负，把票投给自己认为的赢家；其次，不同于人们通过报纸和收音机获取信息的假设，信息传播存在着一种“两级传播流”，那些更多接触大众媒介并愿意和他人分享的意见领袖们具有中介大众媒介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功能。意见领袖常常是既有潜在倾向最明确、对选举最感兴趣的选民，他们会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和选举中的态度传播给其他人，与这些意见领袖潜在倾向相同的选民也会跟随意见领袖的脚步，强化和激活自己的倾向。总之，无论是由于自身因素，还是选情预测、意见领袖和其他随机性外部事件，带有不同倾向的群体会逐渐形成，这些群体各自接触着全然不同的媒体，犹如巨大的磁场，吸附起同类的个体。最终，群体内将越来越趋于同质，群体间则越来越趋于对立。
适当地说一点我的“形而上”理解。这本书对媒介传播效果的话题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考：在人与媒介方面，人还是第一性的，媒介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媒介直接影响人；而是人会首先因为自己的个人状况和兴趣来选择性地使用媒介，媒介反过来再对人施加影响。这也就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理论被称为“有限效果论”而不是”弱效果论“的原因：不是说媒介影响人的效果减弱了，而是需要首先依照受众的情况，再去产生效果。再换句话讲，信息传播是具有选择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