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专家说透了本质：“男人只要不纵欲、不熬夜、别太贪、别发脾气，就不用太关心身体，身体自会调节，想得大病恶病都难。可人一旦管不住自己，把身体当成永不熄火的机器，日夜颠倒，纵情声色，那台机器迟早会散架。那些年放纵的每一晚，都会在脸上、身上、命里，一笔一笔讨回来。”
他叫高仓健，日本电影史上最硬核的银幕硬汉。1978年《追捕》在中国上映，他演的杜丘检察官让全中国的男人学着把风衣领子竖起来、让全中国的女人记住了什么叫“男人味儿”。可所有人都只看见银幕上的那张脸，冷峻、坚毅、刀刻一般。
没人看见银幕之外的他，是如何用前半生的纵情声色，把自己从一个“男神”活成了一个晚年孤独、浑身是病的老人。
高仓健年轻时有多能造？拍戏收工从来不回家，拉着剧组的哥们儿去喝酒，喝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日本清酒、威士忌、烧酎，来者不拒，喝完一场转场下一场，续摊到天亮是常有的事。
第二天早上八点照样准时出现在片场，化妆师给他扑粉盖黑眼圈，他往椅子上一靠，闭眼假寐十分钟，铃一响就睁眼，眼睛里全是血丝，可一喊“开机”，他就能像没事人一样，眼神锐利、站姿笔挺、台词一个字不乱。
他有一个著名的习惯，拍戏期间从来不忌口，重油重盐、大鱼大肉，吃完就坐着不动。剧组的女演员劝他：“高仓先生，吃这么油腻对身体不好。”他头也不抬：“男人连饭都不能痛快吃，还算什么男人。”
他还抽烟，抽得很凶。拍《追捕》的时候，他一天能抽掉两包“七星”。导演喊卡，他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摸烟。有时候一场戏拍完，地上的烟头能扫出一小堆。
他也从不运动。除了拍戏需要的动作场面，他的日常生活里没有跑步、没有健身、没有散步。他说：“我每天拍戏就是在运动。”
可拍戏是工作，是消耗，不是恢复。那一年他三十出头，身体像一台不需要休息的机器，每天高速运转，他以为永远不会停下来。
高仓健有过一段婚姻。1959年，他和歌手江利智惠美结婚。那是他唯一一次走进婚姻。可婚后的高仓健依然是那个“永不熄火”的高仓健。
他几乎不在家吃饭，不是在片场就是酒局。妻子做好了饭等他，菜热了又凉、凉了又热，最后她自己吃完了倒掉。
1960年代是高仓健最红的时候，也是他最忙的时候。一年拍十几部戏，片场、酒桌、家，三点一线，家是那个他去得最少的地方。
江利智惠美后来在自传里写过一段话，文字平淡，读来让人心寒：“他回来的时候我多半已经睡了。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们像两个租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1971年，两人离婚。离婚后江利智惠美事业一落千丈，1982年因酗酒和抑郁死在自己公寓里，年仅45岁。她死的时候，屋里只有一瓶威士忌和一张高仓健的照片。
高仓健没有出席葬礼。不是不想去，是他不敢。那个曾经“永不熄火”的男人，第一次发现，有些机器零件掉了，就再也装不回去了。
1990年代，高仓健过了六十岁，身体终于撑不住了。最先出问题的是胃。常年酗酒、三餐不定，他的胃黏膜几乎烂光了。
医生勒令他彻底戒酒，说再喝下去胃出血是小事，胃癌是大概率事件。他戒了酒，可身体的账本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着是肺。几十年的烟龄让他的肺功能严重下降，走几步路就喘。那个曾经在北海道雪地里狂奔的杜丘，连上二楼都要扶着栏杆歇三回。然后是心脏。他的冠状动脉开始堵塞，医生建议做搭桥手术，他拒绝了。
不是不怕死，是他已经不信任医院了，他比医生更清楚，这台机器已经修不好了。
2000年以后，高仓健几乎不再接戏。
偶尔拍一部，也是戏份极少的客串。他在采访里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不想让观众看见一个走不动路的杜丘。”
晚年的高仓健住在东京一间不大的公寓里。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亲人。偶尔有老朋友来看他，他最高兴，可朋友走了之后，屋子空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他不喝酒了，不抽烟了，每天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睡觉。可太晚了。那些年轻时候欠下的债，到老了都得还，一天不少。
有一回，和他合作多年的导演降旗康男去看他，发现他桌上放着一瓶没开封的威士忌。导演问他：“你不是戒了吗？”高仓健摸了摸那个瓶子，说：“留着，提醒自己，有些东西碰了是要还的。”
2014年11月10日，高仓健因恶性淋巴瘤在东京去世，享年83岁。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留下的遗言只有一句话：“人生，还是要慢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