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军秋试图变宜缓用人以正论

论曰。君子处事，三思而后行之，庶几乎无咎。而况改易祖宗既定之法制，国之大事也。其可不慎乎！是以宜精思熟议，缓缓图之。汉因秦法，有国历四世至武帝时始变其小节，而其大者卒无所改易。唐承随制，修其细则，增以新条，使之宜于时用而已。秦隋危且乱者，非其法制使之然也。窃以为秦隋之乱在于其主进用苛酷急功之臣以乱其法，  致其国历二世而亡者。汉唐安且治者，亦非其因秦隋之法使之然也。汉唐之所以治且安者，在于其主进拜谠直某国之臣以定其所上，至三四百年而不变矣。国朝受禅让于残唐，安天下于危乱，至今百年无大事者。盖以祖宗法尧师舜，垂拱而天下治；用人惟善，无为而万民安。官制法令历时既久，有不适用于今者。当择谠直仁善之臣，熟议其利害，详定其条例，缓图变其小节可矣。议之熟则其弊少；定者详则其事明；变者缓则不至于厉俗。以谠直仁善之君子，持熟议详定之明法，其变鲜有不成功者也。今者不然，以苛酷急功之臣，持一党之私议，行仓促苟简之条例，而求其变之速成。是者与秦隋之祸何以异。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是言诚有效于国矣。昔者三代之圣主任人惟善，有不待百年而其国以之治。汉之明君进人以贤德，是以处无为之治而国定。唐主用谠直之臣如魏征者以正其不正，故其得以享国三百年。吾宋以祖宗之盛明，用仁善之大臣，是以百年之内无大事矣。今者主上聪明睿知，有胜于汉唐之主远矣。苟能进用仁善谠直之臣，徐图变其法之细者。则国以之强，民以之安。岂惟胜残去杀，亦可以之直追三代之圣治矣。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