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文学史上唯一拒绝“直木奖”的作家，山本周五郎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文人风骨。
作为山本晚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三郎》在洋溢着东方美学气质的同时，宛若一条暗潮汹涌的小溪，诉说着世间的阴翳。
小说最为打动我的，并不是三郎与荣二至始至终情同手足的守护，不是风流灵巧的阿信在面对人生选择时展现出的敢爱敢恨，也并非收容所囚犯之间义薄云天的兄弟情谊，而是作者在描述每一位收容所“囚犯”命运时，所运用的富有同情的语调。
在这样的语调下，不禁让人细细思索他们的罪孽源头。
我读到荣二在工作了十几年的店铺被诬陷偷窃，想要质询却被人拖到雪地里痛打一顿后送到岗亭，又被岗亭的衙门白役又折磨得半死，这才送到了收容所；我读到吾一整整十八年辛苦劳作，只因祖上不识字，错签了字据，到头来被夺走了田地、房屋，而后萌发了去地主家放火的念头；我读到与平从学徒到入赘，懦弱不堪地忍受幼子的嘲笑和妻子十几年的家暴，冲动之下唯愿杀妻以泄愤；我读到清七因为脑子笨，温顺又没有能力，在建筑工地干苦力的他，被人肆意驱使，遭到一群劳工的群殴，最终被当作流浪人员送进了这里……
他们，是没钱没权的穷苦人，是性格懦弱的胆小鬼，是心地善良却屡屡被欺的老实人。社会排挤他们，欺骗、陷害他们，还以各种各样地方式嘲讽他们的无能，鞭笞他们的尊严，最终将他们变成了收容所里以“暴徒”身份存在的囚犯。
不像《圣经》描述的那样，人类背负着始祖犯下原罪之后的罪恶本性。在《三郎》中，恶人不是天生就为恶人的，或许他们只是善良太久的好人。
小说这种矛盾而略显夸张的设定，仿佛拷问着我们——在每一个社会事件中，我们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如果我们曾目睹不公平事件的发生，却充当着人群中的缄默者；如果我们曾听见愤怒的呐喊、哀怨的乞求，却假装自己失聪；如果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却拒绝叙述和书写并强迫自己不断遗忘……我们是不是也成为将恶推往深渊的一股力量，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心灵罪行？
广为争论的性暴力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过去，传统父权制的性别规范就携有巧妙的“性的二重标准”装置，它成功地对女性进行分隔支配，将妻子、母亲、女儿与（包括主动和被动形成的）娼妇分隔开来，歧视娼妇。前者被强制要求保持“贞操”，后者则被打上“沦落”的烙印。一个“合格”的妻子、母亲、女儿对后者(娼妇)的行为哪怕只有一丁点“同情”的征兆，都足以成为她们被从受到父权制保护的指定坐席中驱逐出去的理由。女人们默契地缄口不言，甚至要因为这些莫名而来的“信仰”，对同性受害者进行二次谴责和二次伤害，衍生出默许性暴力行为的无形推手。
如今，随着时代进步，人们或许不再会成为催生性暴力行为的“共犯”，却依旧摆脱不了“加害者”的身份。
学生时代，我们或多或少成为过校园暴力的旁观者，而我们始终只被教育要妥善保护自己，却从未被鼓励去为遭受欺凌的同伴发声；面对街头被无情驱赶、被肆意征税的商贩，街角蜷缩一团的乞丐；面对群声鼎沸的网络评论，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面对太多太多不允许被提及的记忆，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声音……作为见证者的我们，同样是导致真相和正义缺席的“加害者”。
我清楚地知道，人本是可以成为反抗者、呐喊者、记录者的。圣神的“信仰”却在向我们施压，是独善其身？是集体主义？抑或臣服于利益？无论清高还是世俗，我们都难掩自身懦弱的本质，这种自我保全的欲望，足以造成所有大陆上每一个灵魂的麻痹。
恶人不是天生就为恶人的，每一种恶的背后，都有无数个沉默的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