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添把杭州的工作辞了，在把行李打包寄回家的这天恰好我考完试，约在第二日找人一块去西海玩。两个月战战兢兢的复习，有种喘不过气的压力始终束缚着我，虽然已经习惯了闷在家中看书，循序渐进、日复一日的生活，但我还是想跳出来一会儿，不让生命的发条永远拧在前途这条永无止尽的道路上。

十一月，江南大地还是一片郁郁葱葱，街道的枫树在秋雨的考验下，经历了从青黄到橙黄，橙黄变为橘红的淬炼。偶得的晴天驱散走了长久的阴霾，温度也渐渐回升，仿佛春天又来了。

从县城坐汽车到市区，转最近的一班火车到达沙河镇。在窄小简陋的火车站门口，我看见添。

“什么眼睛？就站在门外你都没看到我。”我转头，只见一个穿着黑色皮甲、黄色头发的男生陡然从我左边出现。好久未见的他没有寒暄，一句抱怨顿时让一出门便向广场东张西望的我感到愚蠢。

“我以为你在广场上等我，嘿嘿，没注意，没注意……”我笑道。

“走吧，先去我家吃饭。”

我没有问他为何不等另外一个开车来接我们的朋友，待业在家久了我不敢随意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从车站出来后我俩向西走，街道不宽，一路他便跟我开始聊在杭州的工作。从六月到十一月，半年的时间我俩从一块儿入职（时间上），到我先行离职考试，再到他辞职回家。顿时感到一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只是我们的话题内容从曾经的雪泥鸿爪变为当下的柴米油盐。

“杭州的生活真是没意思！”他抱怨。

“怎么了？”我疑惑道

“工资太低！”

“我记得你上次说不是一个月发到五千块了吗？虽然是在杭州，但对于眼下的你来讲已经是绰绰有余。”

“哪有噢！”他叹了口气，“五千块是加了提成，李总半年才发一次提成，我房租现在都还欠两千。”

“怎么那么多啊？”我又问。

“我那个室友走了，我一人要担两人的房租。水电物业加上伙食费我一个月只有五百的零用钱。我们公司食堂一个炒青菜都要六块（炒青菜在我们那儿永远是最便宜的伙食）”他张开手，做出个“五”。

“那你是挺难的。”我说。

我们从自己的现状聊到过去同学的现状，比如某某在厂里干到了组长，薪水六千多；再比如学软件这一块，阿里的程序员年薪保底十四万。谈话似乎始终绕不开一样东西——钱。工资低跳槽，钱；工作多薪水低，钱；压力大厌恶办公室政治，哦！这个好像不是。总之，就连想谈个女朋友没有些资本都不能交往。在他半是辛酸半是调侃的述说中，我看到引发我们这一代刚步入社会青年焦虑和迷茫的祸根，一旦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尺，那么热爱和信仰又如何安放。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兼老乡，三年来热衷于所学的软件嵌入，大学期间参加全国机器人比赛中斩获一等奖，如今还没毕业就被大公司挖去。我们有时会聊聊天，但我很少过问他的薪水如何。一来我不喜欢过问他人的私事，二则听到后免不了在心里与之比较、与己较劲。

添突然说：“听说你那个老表（老乡）干得不错啊，一个月都拿到六、七千了！”他说到数字时，声音高了一度，眉毛也飞舞起来。

“你听谁说的？”我心里纳闷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唐明，我上次和他聊天是告诉我的。唐明之前和你老表聊天时知道的，他再告诉我。”

正说着，我随他拐入一条窄街，这是条老街，街两旁的仿佛不过四层，楼梯那面用的是镂空的花型墙面砖，一层的人家还有个院子，窗户上滑动着蓝墨水般的钴玻璃，颇像八十年代的员工宿舍，左边的地基都用来开店：粮油、五金器具、水果摊，社区公民服务站，还有一家员工书城，在屋檐下嵌着红色的招牌。再往深处走，原本的井然有序的房屋变成一户又一户，大门开着能看见庭院和两层的楼房。整体如洗散开的麻将般简单、随意。道路好似是在屋与屋，屋与墙之间剩出来的，与我少年时居住的老城如出一辙。

“这里！”添边说，边领我进入一户门外嵌着红色大理石的人家。推门而入，也是个庭院，院内简单，台阶旁堆砌了一个一平米的花坛，拾级而上，站在屋前能望见隔壁人家的院子，屋内宽敞明亮，站在眼下仰望大有堂阔宇深之意境。

我们在屋内沙发上坐下，添抓了把核桃塞给我，又递了钳子。只见他将两个核桃含在掌心，另一只合上来，发劲，“咔”的一声，碎了。

他一边捡食掌中的核桃仁，一遍说：“两个月你都在干嘛？”

“复习，考试。”我回。

“公务员？”

“事业单位。”我纠正。

“那稳的了咯。”他调侃道。

“还不知道呢，要等到十二月出成绩。”

“你呢？杭州的日子过得还习惯不？”我边问他边剥离开残附在核桃仁上的硬壳。

“一个星期上六天班。没有娱乐活动，回到房子，就是玩手机睡觉。”

“你公司同事呢？我记得刚开始你和我说过不是有六七个新人吗？平时没和他们在一块儿？”我又问。

“全走了，就剩下那两个女的，经理也走了……”

我打断他：“就是那个用英文面试你们，进来又给你小鞋穿的那个？”

“恩。他走时还和老板大吵了一架。”他叹了口气，说：“没意思，待在那实在没意思！”

“没交个女朋友？”我调侃。

“没钱啊！交女朋友也是要花钱的。”

我心想，怎么又扯到钱上去了？钱真是惹祸的根苗，快乐来自它，不快乐也来自它。曾经的我们坐下来没事能聊电影，听歌，谈谈考试和未来的打算。

电视里正播放一个情节：少女正在弹琴，父亲走进来，闭眼听了会儿，说：“贝多芬的《月光曲》，音乐仿佛让人看见深邃广阔的蓝色大海，月光照拂着波涛滚滚的海浪……”女孩对父亲抒情式的点评不服，嘴角拉起一个弧度，手指灵活一变，热烈激昂的《命运交响曲》。父亲舒展开陶醉的眉头，眼睛一笑，继续点评……

我看着有意思，眼睛盯着屏幕边对添说在学校时结交的一位弹钢琴的朋友，我吹笛子他伴奏，有时也切磋上一局。我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讲起近期听过的一些电影音乐和古典音乐和感受。但后来突然意识到本应当是两人的交谈成了我个人的独角戏，我瞥了一眼，正在玩手机的他脸上挂着冷淡的面容，手指在荧幕上交流。

吃过午饭，我们坐在沙发上无聊了一阵子，看了下时间已经两点多了。

他有些恼，说：“怎么还不来。”说完拨电话给那位本要来接我们去西海的朋友，我起身上厕所。隔着玻璃门听客厅传来的半生不熟的九江话。根据其中关键的字眼推测下一步的行动。

“好好好，我们先出门，边走边等。”电话挂断。门“吱呀”一声，我从厕所出来。

他忽而不好意思说：“今天可能去不成西海了。”他咂了下嘴，笑说：“搞晚了。”

我笑说：“没事，没事。去市区玩一圈，权当是考试后的散心。”

冬日的正午很暖和，阳光软绵绵地晒在身上，顿生困意。习惯于忙碌的人一旦闲下来，就想睡觉，耷拉着眼皮。我忽而想到去苏州的那次毕业旅行，五月的天热而不躁，坐在平江路上沿河的石凳旁，看清幽婉转的青石小巷被汹涌的人潮走成闹市。持续行走的不支体力，滋生起如今日般的睡意。那会我们刚从考试中解放，原以为理所应当的、就此不变的未来却也是让考试彼此重新开始，天各一方。说到底，那时的我们太不谙世故、缺乏历练，把生活和社会想的太简单，真正的考验和领悟远不是一场考试便能赋予的。

开车的朋友还有几十秒到达，添忽而砖头狡黠地对我说：“你等下猜猜他多大。”

“这不好吧。”

他一脸嬉笑：“没事没事，都是朋友。”想来这位朋友应该被他人误判过年龄多次，以致成为圈子内大家调侃的趣事。

眼看着，车就到了。只见一位椭圆脸，五短身材，下身牛仔裤，凸起的肚子从敞开的深蓝夹克里腆出。我俩陆续上车，只见他把之前放在后座的一大盒茶叶腾出空间，放到后备箱里，再坐回方向盘前，后视镜上方照出他一双略显严肃的小眼睛。

朋友是从共青来的，驾校教练，添告诉我。平日里往返在九江和共青之间，添一上车便热切地同他聊天，想必也是许久没见了。他人很安静，不怎么说话，反倒坐在后面的添急不可耐。每句热情的招呼在前边换来的是平淡的答复，而后又是添的一阵欢快畅笑。我没听明白他俩说什么，索性扭向看窗外的风景。

车子沿着河道一路疾驰而下，河道宽又深，望不见水面。河岸上矗立着两行粗壮的枫树，树干向外长，枝条伸向天空，摇摆下的枫叶鲜艳地铺在人行道表面。

晴天人很多，老人、孩子、市民、观众、配锁匠流动在窗外的画面中，交织成这华丽却又苍凉的秋色。

“去欢乐城怎么样？”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嗯……”我如梦初醒。

“你怎么还睡着了？等下去欢乐城的新天地怎么样？”添问。

“好啊。”我睁了睁惺忪的眼睛。

“刚才让你猜你猜多大？”

“什么？”

添又咂了下嘴，说：“年龄啊！”

我望了眼后视镜，小声地试探：“三十？”

添听后又是一阵欢笑，拍前面朋友的肩膀边告诉他。朋友微微一笑，从后视镜里看我，我尴尬地迎上目光，点头问好，同时在心里骂添这个混球。

“他比我上一岁！”添说。

我不耐烦道：“是啊！是啊！”

我们从停车场坐电梯直上三楼。周一商场没什么人，音乐和香水的气息依旧弥漫在空气中。我们先在一家小吃店坐下吃了些水煮冷盘，而后进入新天地打电动，约莫玩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牌子全部花光。出来时，肚子又开始饿了，于是开车到一家火锅店吃晚餐。

鸳鸯锅上高汤，汤汁一深一浅。汤勺用的时候没注意，在深的一侧捞捞又放进浅的里面涮涮，两边汤勺各归哪最终也混淆了，只剩两个泉眼在一锅色汤中汩汩地煮着食物。

“火调小些，烫着我了。”我抽出被汤汁溅到的手。

坐在开关旁的朋友弯腰调火。红白相间的羊肉在锅底上一涮变成了浅灰，在碟中蘸上调好的酱汁，入口很是鲜美。

添忽然笑了，看着我俩说：“一回来，发现原来失业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三个人全都没工作。”原来刚才他开始在车上畅笑是因为得知车管所倒闭，朋友也没有地方上班的缘故。这下好，三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围炉吃火锅，把酒言欢。幸运的人一旦不幸，总得找其他不幸的人同病相怜，一起舔伤口；这样自己的不幸在众人的不幸中就会被稀释、淡化。三杯酒，笑一笑，人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问他：“那你下一步打算干嘛呢？”

“去吉安。”他夹出一块牛丸放进我碗中。

“谢谢。”我说，“做什么？”

“卖水管。”

“靠得住吗？”

“嗯。我朋友在那儿带我一块儿做，一个月薪水和提成有五千多。总比在杭州维持生命强。”添又继续说，“我老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她给她孩子买的一套玩具照片，我在下面留言；我说：‘老师，我赚了钱我给你女儿也买一套这样的玩具。’ 然后那个立马发了一份公司的招聘简章和概况给我，说这个企业正招人，可以去试下，她很熟。”

我猜到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没有表示，只是垂下眼帘吃碗里的肉。我能感受到他如追光灯的目光正落在我头上。

我低头问：“咱们学校老师吗？”

“不是，本部的，就是那个会说三国语言的女老师。”说完还不忘感叹一句：“贼厉害。”

我有些印象，是去年他与本部的人去泰国游学回来，提到过。

“和老师搞好关系，有时你就问问他们说：老师一般介绍的企业都差不到哪里去，他们熟知。”

我低头不语。

“凯乐”添叫着我的名字。

“嗯？”

“像你和老师的关系这么好，你可以去问问他们，让他们给你提供些路子。自己找总像是无头苍蝇样乱撞。”添像教一个孩子一样对我说，语气都模仿上来：“你就问：‘老师啊，有没有好的工作岗位招聘可以推荐给我？我现在在家待业找不着什么正经工作。’”

我孩子似的点头。

其实添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自己曾也想过寻找老师，但一想到那件事情的失败便自觉没有颜面面对他们。刚毕业的两个月每天几乎沉浸在失败者的自卑情绪下，人一旦自卑，曾经的弱点就会被无意识地放大。我匆匆找了份工作，但却毫无斗志，每天坐在高大的写字楼里感觉如困在笼中失去自由的鸟一般，我根本就不属于这。我尝试着自我激励，但却欲振乏力，心上像是有人割了一刀，不是用纱布盖住就能当做看不见，那种痛苦会伴随着血液从表面洇出。心结最终导致以“不合适”结束我的第一份工作。

随后，我静心在家，一边“养伤”，一边复习，之前讲到的那个老乡经常打电话给我，让我逃离家乡去城市工作，我去寻找过但每每因专业限制而碰壁。我时常沉陷在往事中难以振拔，那些风华正茂、勤勉自律的岁月，阳光洒满的自习室、四时不同开满鲜花的后山，晨读日日都去。它们组成短暂而又真切的记忆与今日之生活构成强烈的反差。

人为何只有失去时方才懂得珍惜？

吃完晚饭，添与朋友送我至返程的车站，我与它们道别，约在过年回来相见。车站寂寥无人，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上前问我到湖口吗？意思是搭乘回头的。我查过汽车站的排班表，八点前都有车，现在七点四十。售票大厅空荡荡，只剩下一个售票窗口亮着灯。我急忙上前询问是否还有回去的汽车，售票员说：“有有，最后一班八点。”说完，取走零钱和车票立马赶往检票口上车。

车上没人，只有我与另外一位女乘客。我戴上耳机准备合眼休息，汽车发动机轰隆的运转声在闹钟鸣响。上了高速，我将窗子拉开一道豁口，寒冷的夜风直贯而入，带着草木和夜色的清凉气息。月亮很高，晴朗的月光将高低错落的云朵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幽蓝，显得天空更加高远了。汽车行至开阔的田野上时，远处灯火阑珊，田野人家的灯火做了地上的星星。

风很大，梧桐树在风中飞着头发，清幽的月光漫进来，把车内照的又凉又亮，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月光了。耳机里忽然放起天门的音乐，舒缓、忧伤，我的心竟也跟着路边的梧桐树摇荡起来，一时找不到形容的词汇。只觉着在那孤独清冷的月光里，仿佛涌现出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