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儿”叫ZhuYiQiang，离开我们快5年了。我一直想为他写几个字，以纪念我们有过交集，但总是提起笔，却不知从哪写起。
近日，电影《芳华》很火，朋友圈流行晒“我的十八岁”，使我忽又想起“朱儿”：他若在，会晒他的十八岁，追忆他的芳华么？
我通过微信问几个战友是否还记得“朱儿”什么时候走的，竟都记不起了，大家通过他儿子的年龄推算出了一个大概时间：2013年3、4月份。是啊，大家都在生活的路上狂奔，顾不上停下来喘口气，哪能记住身边的每一个过客？我要再不记下他，恐怕也会很快就忘光了。
我又翻遍了影集，竟没有找到他的照片，记得服役满5年时送别退伍老乡，在青龙山下有个合影，里面应该有他，也遍寻不见，只好在脑子把他的形象过一遍：170左右的个头，方圆脸型，浓眉大眼双眼皮，阔嘴厚唇，爱笑，似乎是天生的好性子，从不会生气，也没见跟谁认真生过气。因为姓朱，所以大家都叫他“朱儿”，彼此都觉得亲热，即便是做错了事——比如打牌总出错牌，队友戏谑地说“你硬是个猪儿”，他也是嘿嘿地笑，脸上便挤出几弯月牙儿。
我认识他时，已经是当兵的第四个年头。94年7月，我从武汉军械士官学校毕业回到老部队，被分配到炮六营做炮技师。那时，他在政治部灶做炊事班长。我们县一个车皮拉去100人，我第二年就上学走了，当新兵时不准串老乡，没有认识几个，等我这次回来，绝大多数都退伍了，就剩几个留队准备转士官的，所以很快就打听到，见面不久就混熟了。经常是周末，我会去他那坐一会，摆龙门阵，或者约上NSS、WJJ或YQ、CLX去他那闹一阵，或者叫他一同到后面这些老乡那里去。我自己单位大灶伙食不好的时候，也会去他们几个那蹭蹭饭，解解馋。
好多年来，兰州军区都有个顺口溜：甘肃的地盘陕西的官，四川的都在炊事班——当时，战斗班排没有士官（稍往前叫志愿兵），考不了学提不了干的，想留队转士官，只有驾驶员、炊事员、卫生员等后勤保障岗位，而驾驶员、卫生员大都得有方方面的关系才能学，唯有炊事员这个苦累脏岗位，是农门子弟最好出成绩也不用太费劲争的。几个留队老乡，一半在炊事班，倒饱了我许多口福。后来还偷偷聚一起喝点小酒，高兴不高兴，或喜或悲都学北方人大声叫“我操”，渐渐丢掉了老家口头禅“日麻的”。
转眼就是95年，我们这一批90年冬季入伍的兵，已到义务兵最高服役年限，到年底，如果不能转士官，就只能打道回府了。因此，那一年，大家最为焦虑，辛苦工作之余，谈得最多的就是怎么办，找谁更有把握。我考学那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我完全理解大家的焦虑。虽然每年老兵复员前夕都要接受正确对待组织挑选或正确对待走留的教育，叫响“走留听党的，工作看我的”的口号，但不到最后命令宣布，心都安不下来。
那一年，越到后期，我越没去找“朱儿”，害怕影响不好。我们都以为他转士官没问题，因为政治部主任是常委。结果，他落选了，原因是政治部两个老兵，只有一个名额，另一个是电影放映员，专业性更强，部队更需要。各单位上午宣布的命令，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中午我去看他，他的帽徽领花肩章都摘了，正在收拾行礼，看上去有失落，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他打帮手。第二天一早，我们留队老乡去给他送行，突然听说他剁了两个手指头，被送到军区总医院了，吓了一大跳。听灶上另一个兵（政治部灶就他俩炊事员）说，因为要欢送朱班长，部首长安排晚上会餐，本来他让朱班长休息，但朱班长开玩笑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一定要一起干，在剁排骨时不知怎么就剁着手了。
“朱儿”因为受伤住院，没有退伍，几个月后也转上了士官。于是就有了一种说法，说他真狠，为了达到目的，对自己都下得了手。他事后跟我们也说过，哪敢自己剁手指呀，只是当时神思恍惚，不知道怎么滑了刀，看到那两节指头在案板上动都没觉得痛……
好多人不理解，但我理解。不管是心狠，还是恍惚，都说明一个问题：转士官，对他很重要！
我们的家乡至今都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80年代末90年代初刚能吃饱饭。实话讲，大家当兵绝大多数都是奔出路去的，我和“朱儿”及其他战友都不例外。我们拼命工作，像《芳华》中的刘峰那样处处挣表现，时时与人为善，就盼着能考学、入党、立功、提干、转士官，目的就是要跳出农门。这还罢了，当时老家还流行一种观念：当三年散兵，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还不如打工，去工地工厂当学徒，能有个手艺，有姑娘都不嫁退伍兵。我当年就下定决心，要是退伍就直接去新疆，不闯出名堂就不过黄河（部队驻地在河西），决不就此回家遭人白眼，决不让他们庆幸自己言中了！当年我们是不争馒头争口气，现在旁人看来是无可无不可，但我们心中已留存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
后来，司政合灶，“朱儿”“下岗”了，离开旅部大院，到柳树大院压面条，住的是两间废弃的破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奇冷，仅靠一只电炉取暖，他也干得其乐融融，以为自得其所，有一段时间，还接了母亲来同住（他父亲走的早），尽点孝心。我那时在教导队参加预提军官集训，得空也会去坐坐，没吃饱的时候，也会叫他给我下碗面条。集训结束，我就随连队参加兰—成输油管道施工，之后进政治部当干事，再去连队当指导员，一年比一年忙，见他也少了，留下了一段记忆空白。
有一件事，是他见我一次唠叨一次，所以还记得。2002年春节，也是他在部队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他新婚的妻子要来部队看看，当时住房都紧张，更没有士官公寓，干部士官家属来队住房，都靠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一时找不着房子，急得抹脑壳——他的招牌动作。我当时也刚结婚，妻到部队过第一个节，住着单身楼的一间屋子，看他如此为难，便叫妻跟我到连队偷偷住着，把房间让给他们住了十来天。就这事，他一直记着。后来只要我回老家，他都要接待，那几年搭车不方便，他甚至开着他的长安面包车到南部县来接站。我只要稍微表示过意不去，他就要说：“这算啥子？你连房子都让我们住呢！”现在想来，这一方面说明他念念不忘人对他的好，哪怕是一点点；另一方面则说明，他在乎那段时光，那是他的“芳华”！
我见他最后一面，是在2010年。那时我刚转业到绵阳不久，他开车带同事和其家属来绵阳找一个老中医看病，我们一起吃了顿饭，约好来年春节我回老家再见。
我们再也没见。2011年春节，我除夕还家，准备正月初三以后去会会战友，但初二我就急症病倒，到初六就告病危，之后昏迷三个多月。醒来后，听妻讲，初六那天很多战友到南充中心医院来跟我告别——都以为是最后一面，他也来了。再往后，我一直与病魔缠斗。2013年春，忽闻“朱儿”车祸罹难，其时，我的最后一个大手术——食管气管瘘修复术正在进行中，奔波于华西医院，行动还没完全离开轮椅，没能去送他一程，成为一憾，只能远远地默祷，愿他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