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在汉语语境中一直都是一个贬义词。
每当看到酷吏二字时，人们想到的通常是阴森的监狱、惨烈的刑罚和请君入瓮的典故。
其实，酷吏的初始含义，是对一些执法不讲情面的官吏们的统称。
在酷吏这个群体中，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他们的行事风格也大不相同。
翻开《史记·酷吏列传》，这些被称为酷吏的官员中虽多有阴险狠毒的恶徒，亦不乏廉明公正的典范，相比区区酷吏二字而言，太史公所刻画的更像一幅形形色色的官员百态图。
最近重读《酷吏列传》，感触很多，突然很想说点什么，于是决定写一些酷吏们的文章。
在《酷吏列传》的开篇，太史公借用了孔子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当然，这也是西汉时代的主流观点：用法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百姓虽然可以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和礼仪来引导百姓，百姓会有羞耻之心并能自我修正、恪守正道。
老实说，虽然这句话出自至圣先师孔子，又被包括司马迁在内的众多先贤所认可，个人却对这个观点十分不以为然。
道德是靠不住的。
道德和法律的争论由来良久，在相当长时间的古代社会里，道德一直都是社会的主流意识。
然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宣扬道德的历史又以种种负面实例告知后来者，把治理国家和百姓美好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无异于缘木求鱼。
今天的我们都接受过长时间的法治教育，尽管有时候在诸如是否废除死刑的一些观点上争执不休，却并不影响肯定法治的共识。
和现代法治观念相比，孔先师和司马迁关于社会治理的理念无疑显得不切实际，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他们成为历史上杰出的先贤。毕竟，社会在一直发展，而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
时代不一样，社会环境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自然也不一样。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孔子关于道德和法律的论述便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而司马迁关于酷吏的定义，便是建立在这个政治正确之上的。
譬如汉景帝时期的名臣晁错，便因为“以刻深颇用其术辅其资”与上述的政治正确相违背，从而被司马迁归为酷吏。但实际上以司马迁的另一名篇《袁盎晁错列传》的记载而论，晁错的为人无论放在什么年代，都算得上是公而忘私，将其列为酷吏，鄙人多少有些不平。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记录了十数个人物的事迹。在这些人物中，有的是朝廷名臣、有的是皇室外戚、有的性情廉直、有的阴险狡诈，如果一定要用两个词归结他们的相似点，那么大概是执法严酷、不留余地吧。
同时，由于执法严酷而不留余地，这些酷吏大都结怨甚多，最终往往身死人亡，结局凄凉。这或许也可以算是另一种相似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