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至晚明时期，江南一带已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正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江南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其中以棉纺织制造业和布业的发展最为突出，多层次的市场逐渐形成，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促使着江南的整个经济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随着这种调整的深入，晚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显现出来，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排斥商业)，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一个女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她就是黄道婆。

　　为什么这么说?黄道婆不是明朝人，是元成宗年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她早年流落至海南岛崖州，这里可谓天涯海角，对于她而言，这是极为不幸的，但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可谓万幸，黄道婆学习了海南岛当地黎族的棉纺织技术，若干年之后，她将这门技术带回了她的故乡——乌泥泾镇。

　　这乌泥泾镇就位于上海附近，宋元年间，这个古老的市镇，包括上海(即当时的松江府)都不繁荣，于是，有乡民从闽广地区引进棉花种子，开始种植栽培，乌泥泾镇成为江南率先进行棉花种植的地区之一，这也为之后乌泥泾镇引领棉纺织业打下了基础，而这一切，都与黄道婆密切相关。

　　黄道婆将汉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加以改革，并将此技术广泛推广，大大提高了乌泥泾镇棉纺织业的生产力，由于乌泥泾镇大量种植了棉花，于是在乌泥泾镇逐渐形成了棉纺织业规模化生产的局面，黄道婆的这种纺织技术所生产出来的布料称之为“崖州被”，这种特色花布花色艳丽，质量上层，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畅销产品，乌泥泾镇及松江府，逐渐成为江南重要的棉纺织业基地。

　　从乌泥泾起步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使松江地区乃至江南的经济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棉花的种植规模逐渐扩大，甚至超过了水稻的种植规模，而且，棉花种植和棉花深加工产业，成为当时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随着棉纺织技术的发展，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逐渐辐射到松江、苏州以及江南各地，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棉花的种植范围已遍及江南，棉纺织业也逐渐成为江南一带的支柱性产业，松江、苏州等地更是棉纺织业的基地。

　　同时，棉纺织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农家种植棉花，并非为了自给自足，而是将其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获取利润，棉花交易市场逐渐形成，于是，种植棉花，将棉花投入交易市场，运用规模化生产，高超的纺织技术织成各种布料，将布料投入市场买卖，一条“产钩织销”的产业链条逐渐显现出来。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黄道婆所传播的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技术的革新，必然引起了产业的革新，导致整个经济模式的革新，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黄道婆也被称之为“布业之祖”。

　　由于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高度发达，带动了整个江南的经济发展，“绫布二物，衣被天下”，促成了这一地区的市镇与农村的普遍富裕，这种普遍富裕，来源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即来源于“资本主义萌芽”，这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的富裕是两个概念，在说直白一些，就是赚钱的方法不一样，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们开始有了品牌意识，比如说“精线绫”“三绫布”“漆纱方巾”等，都是所谓“天下第一”的品牌，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强调品牌意识，殊不知在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早已玩转了，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很深的研究。

　　为了让中国棉布产生更大的效益，赚取更多的利润，中国的商人便有了“走出去”的思维，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棉布远销海外，其中主要市场为日本和南洋，由于这个时期正处于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而中国棉布又在菲律宾成功打开市场，成为了菲律宾的畅销产品，中国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远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在墨西哥市场受到了热烈欢迎，由于中国棉布物美价廉，一度挤占了欧洲产品的市场，可见，当时江南的棉纺织业有多么繁荣，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里蕴藏着多少国家财富啊!

　　很多人认为随着明朝的灭亡，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断送在摇篮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负责任的，清初经过顺治时期的休养生息，康熙初年的重新整顿，在经济上已基本恢复至明末的水品，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商品经济逐渐到达一定的高度，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市镇也逐渐兴起，尤其以江南地区为甚，《红楼梦》中就曾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情况有所描述，可见，在清初至清中叶，商品经济、市场化、规模化生产，这些现象在江南一带都有所体现，而且比晚明发展得更好，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至清中叶一直存在。

　　那么，既然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萌芽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为什么没有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但从根本上说也不复杂，还是得从黄道婆说起。

　　黄道婆创造并推广了新技术，新技术的革新导致了经济模式的革新，而且经济模式的革新也是有区域性的，仅限于江南一带，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却鲜有这种改变，这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并不大，在明与清，中国的政治制度朝着越来越严重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发展，钱穆先生就曾指出，中国明与清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是大大的退步。

　　还有一点，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支柱，以“小农经济”模式为核心的国家，这个性质始终不成改变，在统治者特别是士大夫的眼里，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他们对“商业”始终是带着有色眼镜的，是相当排斥的。

　　没有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支持，这种经济现象又只是区域性的反映，而且有违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因此，“资本主义萌芽”永远只能是“萌芽”，而不可能再有更大的突破，黄道婆推广的先进技术，也只是被融入到了“小农经济”模式之中，让一部分农民的口袋里有了钱，富裕起来，而没有产生政治影响，也不可能产生政治影响。

　　再来看看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建立的过程，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商品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可见，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建立，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最终通过流血的方式——资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落后的封建制度，这才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乏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条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变态化加强，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的“回光返照”，一个古老的国度，在欧洲各国掀起一场又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时，却在封建专制的死胡同里越走越远，逐渐落后于整个世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