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四十，他把电动车停在后门外头的杨树下。后门对着一条窄巷子，常年有猫蹲在垃圾桶旁边。他弯腰锁车的时候，锁簧有点涩，得使劲摁两下才能弹上。这辆车骑了四年多，后胎补过三回，左边的后视镜磕掉了一块，一直没换。
“换了也白换，这儿磕一下那儿碰一下的。”他跟他媳妇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就是懒得去修车铺。
他从后门进去，经过打包区，经过裁切车间。裁切车间的灯已经亮了，小周戴着口罩在调刀。他冲小周点了个头，小周也点了个头，没说话。早上大家都不太想说话。他把保温杯放在茶水间的台子上，拧开自来水冲了一下，接满水。茶水间有个烧水壶，但他从来不等水烧开。凉水就行，他不讲究这个。
然后他上二楼。楼梯是水泥的，扶手的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来的铁管子生了锈。他走得不快，四十三了，膝盖说不上疼，但也不是二十来岁那种随便蹦跶的劲儿了。二楼走廊尽头那扇门，贴着一张A4纸，上头打了四个字：校对室。纸的右下角翘起来了，他经过的时候顺手按了一下，没按回去。胶早就干了。
校对室不大。靠墙两排铁皮书柜，塞满了各种词典和工具书。中间一张大方桌，堆着稿件、校样、红笔、蓝笔、铅笔、橡皮、尺子、一个放大镜，还有半包拆了封的苏打饼干。屋子里的味道说不上来，不是霉味，是纸味儿混着灰尘味儿，再加一点墨水味儿。他在这个屋子里待了差不多十年。
今天要校的是一部书稿，清样，五百多页。他昨天干到第三百二十页，今天从三百二十一页开始。他把清样翻开，右手摸到红笔，左手压住纸边，眼睛落下去。
他干活的姿势不太好看。背弓着，脖子往前伸，眼睛离纸面很近。他近视，左眼四百，右眼四百五，矫正视力一点零。这些年也没加深，也没变好。眼镜腿的螺丝松了，他拿透明胶缠了两圈，凑合戴了半年。
他二十四岁那年进的出版社。那时候大专毕业，学计算机的，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他舅在出版社当发行，说校对室缺人，你来试试。他就来了。一试试到现在。这些年他跟媳妇说起来，只会说“我就是个挑错的”。别的没了。
第三百二十七页，有个地名——“颖川”。他拿红笔圈出来，在旁边打了个问号，写：“颖川？应为颍川。查。”他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翻到拼音索引。手指头顺着字母往下爬，找到“颍”字，翻到正文那一页，看了一眼注音和释文，确认是“颍”不是“颖”。他把辞典放回去，走回桌前，拿起红笔，把问号划掉，改成：“颖→颍。已核。”
这种错，读者看书的时候大概率不会注意。就算注意了，也不会觉得是多大的事。但他知道，如果这个地方他不改，这本书印出来，这个错就会一直在那儿。十年，二十年，图书馆架子上摆着，谁翻到这一页，谁就看见一个错字。他不是那种会说“这是我的责任”的人。他没这个习惯。他只是觉得，看见了不改，心里过不去。
第三百四十五页，有一段引文。作者引的是《资治通鉴》，正文里写：“臣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把清样推到一边，从书柜最底层把那套绿皮《资治通鉴》搬出来。这套书有二十册，他翻了半天找到卷一百九十二，找到唐太宗和魏徵对话那一段，一个字一个字对。对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没错。但他没停下来。他觉得前面那句注记不太对——作者在引文后面标了个出处注释，写的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他往回翻了两页，又看了一下年份，贞观二年。没错。但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往下看了几页后发现不是出自这一卷。他拿红笔记了一笔：“引文出处疑有误，请责编核实。”
这种活儿，干起来很慢。一上午三个钟头，他校了不到四十页。
十一点半，他把红笔搁下。眼睛开始发酸，看东西有点花。他摘了眼镜，两个手指头捏了捏鼻梁，闭眼靠了一分钟。窗外有两只鸟在叫，他听不出来是麻雀还是什么。他在这个屋子里坐了十年，从来没注意过窗外的鸟。
午饭是在楼下茶水间吃的。他带了饭盒，昨晚媳妇炒的青椒肉丝，米饭在底下，菜盖在上头。微波炉转三分钟，拿出来烫手。他坐在那把掉了漆的木椅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吃得不快。小周也进来热饭，俩人在一块儿说了几句话。
“今天真冷。”小周说。
“还行。”他说。
饭后他到后门外抽了根烟。那只猫还在垃圾桶旁边，蹲在那儿，眯着眼。他把烟灰弹在地上，看着烟头那一点红慢慢往后烧。他抽烟不上瘾，一天三四根。他媳妇不知道他抽烟，他不在家里抽。也不是刻意瞒着，就是觉得没必要说。
下午的活儿跟上午差不多。校到第四百页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个麻烦。
作者在一段论述里引用了一个统计数据，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二〇一八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八”。他对数字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不是天才那种，是干久了练出来的。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一会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打开浏览器，搜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官网不太好用，翻了好几层才找到那一年的统计公报原文。数据是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八，没错。但他往下看了一眼，发现作者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写成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这两个概念，在统计学上是有区别的。
他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比错字严重，但也不是他能直接改的。他在旁边用铅笔标了一行小字：“表述疑有误。原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非‘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请责编与作者商榷。”
写完这行字，他站起来走了一圈。后背有点僵。他走到窗边，往下看了一眼。阳光移到了巷子另一侧的墙根底下，那只猫也跟着移过去了。他站了一小会儿，又坐回桌前。
下午五点四十，责编老赵推门进来。老赵五十多岁，胖，走路有点喘。
“怎么样？”老赵问。
“还行。有一段引文出处不对，还有个统计口径的问题，我标了。”
“我看看。”老赵凑过来，弯腰看了一眼清样上那些红笔字。他看了一会儿，说：“行，我回头跟作者沟通。”
老赵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走。
“老陈，”他说，“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社里明年可能要减校对岗。不是针对你，上面在压缩成本，校对这一块，以后可能外包。”
他听着，没抬头。
“减多少？”他问。
“说不好。可能留两个，也可能留一个。”
他点了点头。手里那支红笔没放下。老赵站了一会儿，也不知道该说啥，就走了。
门关上以后，屋子又安静下来。他坐在那儿，看着面前那堆稿子，没动。
他校了差不多十年，校过多少字，没算过。一本书三十万字，一年大概校二十本，十年四百来本。他给这四百来本书挑过错字、标点、页码、引文、数据。这些书印出来，摆在书店里，摆在图书馆里，摆在读者手里。没有人知道书里那些正确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他用红笔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
没有人需要知道。
他拿起红笔，继续校。第四百零二页，有个标点用错了，顿号应该改成逗号。他改过来。第四百零三页，有个生僻字排版系统没打出来，空了一个格，他标了个“字缺”，在旁边手写了那个字。第四百零八页，有个年代的月日写反了，“六月十五日”写成了“六月五十日”，他改过来。
六点十分，他站起来收拾东西。把红笔蓝笔铅笔放回笔筒里，把清样码整齐，把词典擦了擦灰放回柜子里。关灯，带上门。门上的A4纸又翘起来了，他没按。
他骑车回家。路上经过菜市场，拐进去买了把菠菜，五块钱。卖菠菜的大姐问他，今天下班早啊。他说还行，不算早。大姐说，你们坐办公室的就是好。他说，也就那样。他没解释自己算不算坐办公室的。
到家七点。孩子在自己屋里写作业。他媳妇正在厨房炒菜，锅里冒着烟。他换了拖鞋，去厨房看了一眼，把菠菜放水池边上。
“今天怎么样？”他媳妇问。
“还行。”他说。
晚饭三个菜：辣椒炒肉，清炒菠菜，还有昨天剩的菜热了一下。孩子说了个班上同学的趣事，他和媳妇听了，笑了一下。吃完饭，媳妇收拾碗筷，他去倒垃圾，回来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棵杨树。路灯照着，叶子一动不动。没风。
他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半个钟头，想了想，跟自己说：有活干就先干着吧，等真没了再说。
这个念头让他踏实了一点。不是想通了，是把事儿先搁下了。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会规划的人。二十四岁进出版社的时候也没规划，有个活就干了。干了这么多年，要他说喜不喜欢，他说不上来。他只知道，每天早上走进那个屋子，翻开清样，拿起红笔，时间就会过去。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十，闹钟响了。他按掉，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把脚伸进拖鞋里，站起来，去卫生间洗脸。
七点四十，他到了出版社后门，锁好电动车，碰了一下那个破掉的后视镜。从后门进去，经过打包区，经过裁切车间。小周戴着口罩在调刀，他点了个头，小周也点了个头。他把保温杯放在茶水间的台子上，拧开自来水冲了一下，接满水，往楼上走。楼梯水泥台阶踩上去，有碎玻璃碴子似的小声儿。二楼走廊尽头那扇门，昨天翘起来的那张A4纸，不知道被谁拿胶重新粘了一下，四个角都贴平了。
他推开门，坐进去，翻开清样，拿起红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