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谋货殖之事，可谓劳矣。重用弘羊，官营盐铁，政令频出于门，连月不绝，东起临淄，西至巴蜀，富户百工，具为其制。然则百业未之有兴，民尽叹生之艰难，居之不易，不若文景之时，何哉?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从；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若国之域中，庙堂之上，奸邪谄媚之徒当道，上如此，而欲使民为之所用，难矣。而稼穑不振，货殖难兴，上欲直令之，此谬之再者也。治国之君，其要在于使人正其位，所谓”君君臣臣“者是也。若为官者不能正其位，而欲以吏代民之事，难矣。子之稼不及农，圃不如圃，若是子攻于稼圃之事，则虽具圣人之才，亦无以为用矣。百官万民，各得其所，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诚如此，则政通人和，国事可兴。若背于圣人之道，则其成也难矣哉。
再者，昔秦王扫六合，可谓强矣。然北筑长城，南开灵渠，东封泰山，西筑阿房，终竭民力，二世而亡。后隋文之一统，可谓盛矣，京师之仓，然外征高丽，内开运河，亡之速矣。夫内以广厦掠民之财，以土木夺众之膏，撒银于荒野之间，播金于宇内之国，上矜己能，下伐己功，外则处处用武，耀己之力。曩者秦隋之强，二世而亡，强汉盛唐，桓灵安史。如若神器未易，国兴未久，外耀内夸，纵汉武再世，其能久乎？苟其策如此，以其所处之势，概其可观于明皇文宗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