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本篇论文的两个疑问：
一是本篇论文作者在第二部分结尾处，提到“无怪乎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元白诗笺证稿》的‘出版声明’中，也写上了‘有时也陷于烦琐，甚而以诗代史’这样的批评。”
我手里面刚好有这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元白诗笺证稿》，但是“出版声明”结尾的时间是1980。并且并没有作者引号当中引出的这句话。
二是第四部分当中，本篇论文的作者提到“像法国诗人瓦雷里《年轻的命运女神》、英国诗人艾略特《荒原》、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都是极富于宗教性经验的诗歌。这样的诗在中国古代是绝不可能出现的。陈寅恪说：‘支那民族素乏幽眇之思’”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论文作者把陈先生的这句话引到这里来说明，中国古代缺少宗教性经验的诗歌。我觉得十分不恰当。
我找到了这个《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但是很遗憾我只找到了三联书店的版本，没有找到本篇论文里面所引用的上海古籍及出版社的版本。首先三联书店版本当中陈先生这句话的当中的“眇”是“渺”，虽然“幽眇”和“幽渺”可以互相替换，但是我从中还是看到了版本的差异，可能就是因为两个版本相差的特别大，所以我才不太理解为什么论文作者要把这句话引用到这里来。
原文之中，陈先生写这句话是在讨论小说，说我国小说印度哲理化太强，结果搞得水土不服写的不够好。我不明白论文作者直接就套用到诗学上，把陈先生的这句话直接换了个领域。我不知道论文作者这个行为算不算是断章取义。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读的这个版本和论文作者的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语境不同。
总之，我对论文作者的这个引用表示质疑。并且我觉得作者把陈先生的这句话用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个“宗教性诗歌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的这个观点，实在是在不恰当的同时，也使陈先生的这句话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按照他这个语境，陈先生的这句话就等同为：支那民族缺少精深微妙的思想。在原语境当中当然是这样，中国一段时间之内的小说写得不够好有时流于模仿太过拘泥，这个我目前还是认可的，但是要是放到诗歌这个语境里面，我不同意，许多诗歌里面所体现的儒释道的想法还是挺深刻的，先刨除外来的佛家思想不说，儒和道本身就是中国本土上生长起来的“幽眇”之思，要是说儒家思想不够幽深精妙，我觉得道家的思想总是足以和佛家思想相比较。即便是道家的发展不及来自印度的佛家，那也不至于用“素乏”一类的词来把中国诗歌的思想内容形容得像是一片空白一样。诗歌和小说不同，诗歌发展的历史要比小说长很多，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也超出了一大截，本身就不可一概而论。本篇论文的作者这个引用方式我也是实在想不通。
二、关于陈寅恪和钱钟书诗学范式差异背后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我觉得钱钟书和陈寅恪的诗学范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适合中国诗学研究的范式，钱偏重于借鉴各种国外的文学理论经验来研究，陈则多借用史学范式来研究诗。两者范式的不同其实和他们个体的特点有及其密切的关联，就像本篇论文作者所列举的三类人，陈属于文史学者，钱属于文学研究专家。但无论是钱还是陈，我觉得研究诗学始终是需要方法的，在我们没有探寻出完全适合中国诗学研究的范式之前，陈和钱的诗学范式对于我们的学习研究无疑都是有价值的和必需的。
根据我们现如今的经验，文学当然是不同于史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因此看似“以诗证史”这类研究诗学的方法放到文学研究之内很不恰当，从字面上判断这种研究方法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方向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陈先生本身是文史学者，所以可能在诗学研究中不自觉地使用了史学范式。那么我们对于陈先生的这种诗学范式，就一定要完全拒绝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文史不分家，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都只有史学而无文学。就像本文中举出的钱钟书在一九五八年撰成的《宋诗选注》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钱钟书也承认诗是血肉，史则是诗的骨干。钱钟书这么说虽然原文里面是在批评“诗史”这一范式，但是其实也是承认了史学在文学研究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史学相对于文学显然研究经验更加成熟一些，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研究方法尚未成熟的学科，借鉴成熟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借鉴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能保持文学的特点和独立性。我更倾向于陈先生的诗学范式更类似于现在的交叉学科研究，但是我们现如今就完全没有哪个学科会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被交叉学科中的另一方所取代。这是什么原因？我初步想了一下，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还是来自于学科之间历史发展的差异。现如今的交叉学科研究，是分别在两个成熟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成熟以后再产生的新兴学科，因此已经成熟的两个学科早已经具备了各自迥异且界限分明的风格。但是再把这个问题套回到中国文史两门学科上，显然中国文史这两个学科并不符合这个套路。在中国，文史的地位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史学历史更长，更加成熟，特点更加鲜明。而文学本身就是发展历史较短，脱身于历史，说直白些就是文学研究者本身就对于文学本身这门较为年轻的学科的地位不太自信。所以钱一派的文学研究者，极力排斥这种类似于“以诗证史”的诗学范式背后所代表的一派立足于史学研究文史学者。也因此钱在《谈艺录》当中引用了很多的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甚至还有很多美学艺术之类的其他学科，想必也是急于摆脱国内史学带给文学的压力，就像本篇论文作者所谈到的那个例子，钱也认同将杜甫作为第一人，但是在自己的著作之中却没有给杜甫立出单独的篇章，偏偏引用诗句又极多，同时引用的诗句也恰好避开“知人论世”这种方法。这种避而不谈实在是太刻意了。钱肯定也意识到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渗透肯定对于文学学科的独立性有威胁，并且“以诗证史”这种范式本身就是最后落脚于历史，看上去好像文学作品已经变成了研究史学的工具，长此以往势必对文学学科的存在造成威胁。一旦文学研究演变成了为史学服务的工具，那么文学学科是否有必要存在或许就要被人质疑。钱如此极力回避“知人论世”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并不是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拒绝，而是“以诗证史”这种研究倾向让他看到了文学学科独立性被威胁的危险性。所以他大力在自己的诗学范式当中不断引入国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似乎是想借着国外的文学研究方法摆脱国内史学带给文学的阴影。但是我觉得一旦是太过极力回避着什么就一定是存在着什么问题。就像钱的诗学范式，出于捍卫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目的，极力借鉴国外同属学科的研究方法，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有点盲目的，并且也潜藏着一定的问题。暂且不谈“知人论世”这种诗学范式最终可不可能完全被置之高阁，单就钱的诗学范式最终成为主流而言，那么钱这种太过借鉴国际普遍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式，就一定有利于中国诗学研究的发展吗？国外的文学研究理论是和中国文学同类学科不假，但是显然国外的文学和中国的诗学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两者的起源不同，语言不同，所代表的民族的性格和价值取向不同，单纯文学上的“同类”之间的通行法则，供中国诗学研究发展可吸取的养分又有多少？这显然是个走上钱这种诗学范式道路的人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钱的诗学范式在这个问题被解决之前，直接就在陈钱两种诗学范式中以绝对优势胜出，是不恰当的。但是同时对于钱的诗学范式，给我们研究诗学提供新的学术视野还是很值得肯定的，相对于陈，钱无疑给我们研究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大大地在学术研究领域，增加了文学研究范式新的砝码。与此同时，文学学科存在的独立性也被提升。
综上，我觉得陈钱两派的诗学范式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在新的文史研究范式成熟之际，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学科本体价值的担忧。文学这个一向在历史上被看做是史学附属品的学科，在新的时代里面，在从史学上剥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单纯的文学研究者势必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文学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有所犹豫。再加上这其中存在着陈寅恪这种兼备文史两门的文史学者，总是不自觉地有时候会忘记文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的事实，将文学不自觉地运用为史学研究的工具，也因此有了“以诗证史”这类似乎放在文学研究领域不恰当的研究范式的出现；另一类人就是钱这类文学研究者，他们站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之外，更能看清史学范式对于诗学范式的侵蚀，所以他们积极开拓新的与“知人论世”这种诗学范式风格迥异的新的诗学范式，甚至不惜完全对于“知人论世”这种研究方法避而不谈。在我看来，这两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之上，显然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前者以陈为代表的诗学范式，肯定是不能抛弃的，“知人论世”是一个很基础的研究方法，但是陈这种历史大家所做出的文学研究，到底是属于文学研究成果还是史学研究成果，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致讨论；后者以钱为代表的诗学范式，使我们更加注意国际同种学科的研究经验，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一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对于旧有研究方法的完全排斥无疑会让中国的诗学研究丢失一些独属于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显然也不是及善尽美的。
作为学生，显然我们要学诗的时候不能对于陈先生和钱先生的诗学范式完全照搬，也照搬不了。就像本篇论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功的诗学范式，其实是不可学的”，陈和钱的诗学范式都是从他们各自的身上依照着各自身上不同的特点生长出来的。我们可以欣赏他们诗学范式结出来的成果，但是却不能邯郸学步，盲目去照搬两人的诗学范式，那样的结果最后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陈钱诗学范式之争也同时提醒我们，在学诗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来摸索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无论如何，陈先生和钱先生诗学范式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启迪都将使我们受益匪浅。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文学学科和史学学科界限之间的思考，并且进一步证明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价值。找到完全适合中国诗学研究的诗学范式，想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那之前我们要对陈钱两位先生的诗学范式进行不断地反思和提取，取其精华，将之用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