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实习第一周，我被安排在住院部工作。
负责带管实习生的医生给我找了件白大褂，这真是一个神奇的仪式：一件普通的白长衫，布质略硬，款式老套、肥大，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但一穿在身上，便自然地从心底生出一种使命感。
后来和医生们混熟了，发现原来他们也一样。只要白大褂不脱下来，就算在休息时间，这种使命感就会在，那条神经就会依然绷着。
医生，真是一份神圣的工作。
咱心理科是这样设置的：一组是心理医生，没有处方权，只负责做心理治疗；另一组是主诊医生，有处方权，也比较有话事权。毕竟医院嘛，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为辅的。而我就是属于心理医生那组的实习生。
作为学习心理学的学生，我就像进入了秘密花园般兴奋：可以尽情地阅读大量的病历，了解各种见过或没见过的心理疾病和临床症状；跟随主诊医生查房，仔细地聆听治疗方案。尤其是病人的成长历史，仅仅两天时间，我就收集绘画了厚厚的一沓家谱图。与此同时，作为实习医生肯定也要负责打杂，所以就不说那些抄写、登记、打印、整理之类的琐碎事情了。
多数住院病人的病因是抑郁或者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和躁狂交替发作）。令我惊讶地是，这里的病人普遍年龄都很年轻，多数是20岁上下，最小的才14岁！因为阅读过他们的病历，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成长在不怎么幸福甚至是非常糟糕的家庭环境里。随着对病人了解的加深，我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同情、惋惜，心情也由最初的兴奋变得低落。
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我马上找带管医生聊。带管医生倒是很亲切，安慰我道：“如果不发病，不住院，也许他们就很难再找到治愈的机会了。”
Part 2.
Y，是那段时间唯一的一位女性病人，19岁，音乐学院钢琴系大学生。她的病历上写着：重度抑郁，中度自杀风险。
根据心理科住院部的规定，每位病人都必须有一位24小时的陪护。Y的陪护是她的妈妈，因为她们是唯一的女性，所以单独住在一个病房里。奇怪的是，她们母女俩经常是：女儿呆在病房里看书，妈妈坐在走廊里刷手机。
有一次，护士发现Y独自坐在床上发呆，病房里空落落的，到处找不见她妈妈，吓了一大跳。后来才知道，她妈妈在没有告知医院的情况下回家洗头发去了。
为此，医生警告Y的母亲，Y是有自杀风险的，必须24小时看护。Y的母亲笑着答应了，但行动上却一如既往。正当我们每个人都猜测她们母女感情不和的时候，她们又会经常手挽着手请假外出散步，说说笑笑地像正常的母女一样亲密。
因为Y选择只接受药物治疗，拒绝心理治疗（别问为啥，要钱），所以心理医生没有理由和权限和Y接触。我只能在每天的交班时间里听出，主诊医生好像对她挺头痛的，一直在调药，而Y的情况总是时好时坏。也许是治疗效果一直不理想，也许是医生的建议，Y（或者是她的母亲）终于同意做心理治疗。
咱们科的心理治疗分三个部分：个体辅导、团体辅导和工娱（就是在医生带领下外出活动）。个体辅导由心理医生负责，因为保密原则，我们实习生不能旁听。心理医生和Y做完治疗后，让我找出家庭养育方式和防御方式两张测评问卷给Y做，结果我也不得而知。
由于心理科长期的人手不足，工娱都交给实习医生带领，我和Y才有了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这天天气很晴朗，一路树荫斑驳，神清气爽。我把病人和陪护们领到篮球场，一起做游戏前的热身运动。Y的母亲却径直地走到场边的石凳上坐下，开始刷手机。
我偷偷观察Y的表情，她很专心地做热身，脸上挂着笑。我试探着说：“不如把你妈妈也请过来一起玩游戏吧。”
“她不会参加的。”Y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想邀请她参加吗？”
“想的。”
“那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Y沉思了几秒钟，果然走到母亲身边弯腰说了几句，我看到她母亲摇了摇头，Y转身迅速离开。
迎着我询问的目光，Y耸耸肩说：“我就说她不会参加的，她从来都不爱运动。”
我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继续组织游戏。
Y一直站在我身边，笑得很开心，玩游戏时也很主动，跟一个正常的女大学生没什么差别。要不是她病历上写着，我还真不相信她是重度抑郁患者。
我忍不住问她：“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
Y把篮球扔给另一位病友，笑道：“今天是我住院以来状态最好的一天。”
“状态不好时你会怎么样呢？”
“就是控制不住地想死，看到窗就想往下跳，看到车想往上撞，有时去理发店，看到剪刀就想刺自己，不过今天还没有这样想过。”Y笑靥如初，我却有点惴惴。
怪不得医生对她这么头痛，像Y这样没有任何前兆或刺激，就能随时随地无法控制地想自杀，真的很难判断究竟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原因。而且这是在户外啊，她母亲又离得这么远，要是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同时，我又对她的母亲更加不解，亲生女儿都这样了，还能这么悠哉游哉。
幸好一切顺利，我们一群人走回住院部时，Y和母亲照样手挽着手，很亲热地走在一起。
可能母亲看出Y很喜欢我，拖着Y走到我身边，问：“崔医生，你是在哪所大学毕业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有点蒙逼地答道：“我是广美毕业的，后来才进修了心理学。”
Y的母亲一脸赞叹道：“那可是很好的学校啊！”
我讪笑道：“学校是不错，可惜我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哈哈哈。”
“啧啧，真会说话！”她扭头向Y道，“你看你就……”
我没搞清楚Y的母亲到底要干嘛，这段短短的对话就过去了。回到办公室向医生报告活动情况，我特意提到Y今天状态不错，主诊医生点头说是的。
第二天查房，Y的目光越过医生，向我点头微笑。我也微笑示意，心想，要是照这样下去，Y应该治愈有望了，也挺替她高兴的。
趁主诊医生和母亲交谈的空隙，Y悄悄拉住我说：“崔医生，其实我也喜欢画画。”
我眼睛一亮，说：“那太好了，你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吖！”
“可我不知道画什么。”
“这样吧，你可以画一棵树送给我，我也画一棵树送给你，怎么样呢？”
Y很高兴地点头应允，我心里也忍不住一群二哈在狂奔……hhhhh！
Part 3.
收到Y的画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头一个反应就是：一棵枯树！
在绘画心理学里，枯树是生命力严重不足，没有活力的象征，难道她的抑郁状态又严重了？我按住疑虑，微笑道：“哇，好特别的树啊！这是一棵什么树？”
“这是一棵心里的树。”Y用手指着我，说：“是你心里的树。”
“我心里的树？”我有点惊讶，不过细看之下，那些树枝确实有点像心脏血管的样子。
“那它是一棵很旺盛的树，还是一棵冬天的树？”说实话，我真的不敢用“枯死”这个词，生怕触碰到我所不能解决的东西。
Y笑道：“当然是一棵很旺盛的树啊！”
我松了一口气，含笑道谢，拔腿跑回办公室找心理医生。医生看到Y的画也问：“枯树？”我摇头，把Y对画的解释说了一遍，再加上一些我的个人解读：
首先，树的整体画得很大，占满了整个画面，这应该是有内在生命力的象征。其次是线条流畅，基本上一笔成形，也是有自信心和自控力的表现。但是也存在矛盾的地方，比如开放性的树冠和封闭的外轮廓，还有一种莫名的对称。
当然最特别的，就是Y说的，这是一棵心里的树，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含义。可惜医生对绘画心理也了解不多，我把画收藏在自己的文件夹里，等有机会再向我的绘画心理学导师请教。
由于我有组织团体沙龙的经验，住院部每周的团体辅导也由我来带领。
在团体治疗室，病人和陪护们围坐在房间中央的大桌子旁，Y的母亲又习惯性地离开我们，坐到角落去刷手机。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就不勉强Y去请她的母亲参加了。
暖场游戏后，我今天的辅导主题是绘画一颗”特效药“。
病友们各自安静地画画，Y显得很投入。她母亲只坐了一会儿，起身说了一句“上洗手间”，离开后就再也没回到治疗室来。
Y画着画着，突然发现母亲不见了，有点焦急地问：“我妈呢？” 我只好安慰道：“她上洗手间了。”其实那时她妈妈已经离开好长时间了。
绘画之后是分享环节，每位病友都可以自愿地介绍自己的画和当时的想法，画者介绍完后允许其它病友做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助团体进行自我疗愈和成长的机会，也有益于住院病人社会交往技能的康复。Y似乎很享受集体活动，即使妈妈一直没有回来，她也没再表露出不安的情绪。
轮到Y分享她的画作时，我看到她画的是一个装满时钟的药瓶，下面写了一行字“专治有自杀倾向的人群”。
Y只说了一句：希望时间能治疗一切。
可能是团体中只有Y有自杀风险，其它病友一时都默不作声，我便回应道：“这药真好！我也想分享一个故事，可以吗？”
病友们纷纷把期盼的目光投向我，似乎都很想从“这女孩会自杀”的紧张感中抽离开来。
“我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老师，可以说是她改变了我的人生。她在26岁时想自杀，当时她已经站在楼顶上，只要一抬腿就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庆幸的是，她脑子里一直有个疑问，她不断地问自己，假如今天不死，那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娓娓道出一位我十分尊敬的老师的故事。
“她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她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现在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成为了一名心理学的导师，她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的。”
“她经常说，假如她在26岁那年真的自杀了，就没有后面这三十多年的事情了。”我接过Y的画，微笑地看向她。
“所以我想，这瓶药不单单是指时间可以治疗一切，还有就是，当有人想自杀的时候，吃一颗这个特效药，这颗药能让他再等一等，等等看明天会发生什么，也许他的人生就会再有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Y点头道：“崔医生，你这个解释比我的好，我太喜欢了！”
Part 4.
为了遵守承诺，我苦想了好多天究竟画一棵什么树回送给Y。回想起第一次和她接触时，蓝天白云的晴朗天气，我终于动手用粉彩画了一幅画。画面上也是蓝天白云，生机盎然的绿树，阳光洒在树顶的叶片上，闪耀着希望之光。
当我满怀喜悦地来到Y的病房，却没看到人，经过的护士告诉我，Y今天转院。
我又惊讶又失落地回到办公室，忍不住去问主诊医生。Y的负责医生是个性情中人，科里都叫他“L哥”，而不叫“L医生”。
L哥有点愤愤然道：“她昨晚拿修眉刀割腕了，风险系数太高，我们科不能再留她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那她要转到哪里去？”
“她父亲已经联系了三九脑科医院做电休克，她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去精神专科了。”
我从来没听说过“电休克”，只觉得这个词让我浑身不自在。
因为Y这件事，全科惊动。科主任专门开会批评医生安全检查工作不到位，险些酿成医疗事故，怪不得L哥这么愤然。打那以后，住院部的规定又多了一条：凡是修眉刀、指甲刀这类用品一律禁止带入。
那天，我依然忙碌着日常工作，但心里却后悔着没有早点把画送给Y。
下午，突然在走廊碰到Y和另一位女性亲属，我高兴地喊住她：“你不是转院了吗？”
Y说：“上午办完手续，回来收拾东西就走了。”
“你在病房等我，我有画要送给你。”说完，我跑回办公室，快速地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正打算把我的画送过去。
那位和Y一起的女人走了进来，拉住我说：“医生，我能跟你说几句吗？”
我疑惑地让她坐下，问她什么事。
原来她是Y的姨妈，昨晚是她陪护的。她告诉我Y在割腕前，跟她说了很多家里的事情。
Y的父亲经常出差在外，母亲从小对Y不是打就是骂，后来弟弟出生，她妈妈才停止了打骂，但是对Y的控制欲非常强。
“这些事情她说连心理医生都没有告诉，只告诉了我，但是我也管不了她们家的事呀！我只好劝她，爸妈都是为了你好，谁知她就……哎呀，我只想快点离开这儿，我也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啊……”从Y姨妈的絮絮叨叨中，我算是听出来了，这姨妈也是怕摊上事儿。
我陪着姨妈回到Y的病房，Y正闷闷地叠着衣服。
我把画递给Y，她双手接过，一下子露出了笑容，赞叹道：“好美啊！姨妈你看，像印出来的一样。”
“真的是我亲手画的！”我连忙解释。
Y“咯咯”地笑着：“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画得太好了，谢谢你，崔医生，我会好好保管的。”
Y转院了，她的病房很快又住进了新的病人。每天的工作依然忙碌，也再没有听到Y的消息。而我专门用于保存病人画作的文件夹很快收集满了一本，又开始了第二本。
Y画的“树”和“特效药”插在文件夹的中间，我有时不太敢去看，因为一看到就会忍不住联想，如果她最后还是不在了，那么这两张画就变成她的遗物了。
这时，我又会马上想起我送给她的那幅画。希望她每当感到无助时，能想起那一天的蓝天白云，能在脑海里唤起一句：
“ 等等吧，看明天还会发生什么? ”
作者简介：
崔小梅，昵称大梅老师。绘画心理学爱好者、绘画疗愈师、日本和谐粉彩正指导师、医学心理科实习医生、业余铲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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