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斗争。这就是造成中晚唐毁灭的三个因素。
安史之乱以后，皇帝们首要的是重整山河，统一国家。但是美景春堪赏，芳园向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
纵使后来有元和中兴，李唐天下，也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灭亡……
藩镇割据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其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
公元762年4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成为三镇，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署官吏。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有的升为节度使，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
公元779年，德宗继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四镇之乱便开始了（承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其中还有称王的。后两年泾原兵变，又有人称帝称王，造成了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也是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
不得已，德宗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不过这个藩镇局面的缓和是因为，有个节度使是送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直呼好家伙）
后来宪宗皇帝平定淮西后，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之后藩镇也归顺了，全国暂归统一，这一时期称为元和中兴。
晚唐，元和15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就在同一年的7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7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自此唐庭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翻镇的打算。
朋党斗争（牛李斗争）
朋党斗争，又称牛李斗争。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的画面已经远去。有的只是党派互相攻讦。
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40余年的朋党之争，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3年（公元808）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对于是对及第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之策案。
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中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间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斗争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牙州，宣总大中三年（公元850）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宦官专权
在藩镇肆虐特别严重的时候，即德宗时期。泾原叛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的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虽然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给宦官，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利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定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
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进一步还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为“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并且宦官们还十分腐败。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启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这便是甘露之变。可惜失败了。
这种时候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
开成4年（公元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翰林学士周墀，你看我能比前朝的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镇割据、朋党斗争、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农民起义又开始了，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王仙芝与黄巢叛乱。后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但黄巢起义军后面被藩镇剿灭了。（黄巢诗作：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来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