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唐太宗李世民为唐朝的建立和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南征北战后平定四方，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唐朝统一后居安思危，与朝中大臣们分析总结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制度的建设，建立稳定的治理体制，以确保文德治国的理念得以实现，从而使得唐朝蒸蒸日上，取得了唐朝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
朝廷官员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国家运行的各个环节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时期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但有着基本的用人底线，即“惟贤是举”。唐太宗认为只有品行高尚的人才配做官，因为“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从汉代开始，选拔官员的察举制中就有“孝廉”一科，可见对品行中廉洁的重视程度。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沾污，就是廉洁。廉洁对于官员、社会、国家举足轻重，而家庭正是孕育这项美德的暖床。
要廉洁，首先就应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了“俭”与“廉”的关系，“惟俭可以助廉”、“俭以成廉，侈以成贪”等都说明了节俭可以帮助养成并保持廉洁的作风。唐太宗身为表率，在他的带领之下，史书称：“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唯有于此，才能让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得到遏制，让清正之气孕育而生。
然而，廉洁却时常遭受着各种利益思想的蚕食，有时它虽是道德标杆，却是孤家寡人的清廉，能像唐朝宰相卢怀慎那样，子承父志的还是少数。卢奂在广州做太守时，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能保持清廉节操，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玄宗嘉其美政，为其写有赞词：“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只有将廉洁的美德融入家风之中，子孙世代相继，才能让它的影响不至昙花一现，而是源远流长。
廉洁并不是天生铸就的美德，不仅需要时刻自律，也需要外来的监督和鞭笞。唐太宗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曾经严肃地询问杜如晦道：“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通过严格选拔上来的官员，几年后就被腐化了，如何长期保持其纯洁性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工作。魏征提出自己的见解：“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即建立长期的监督考核制度。而在家庭中，不仅需要营造廉洁的氛围，更要对违反和背离廉洁的行为及时作出批评和惩罚，对于廉洁不利的苗头要及时遏制，谨小慎微。
家庭虽小，却能以小见大，其利害关系国家的兴衰。正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廉洁人才，才能在工作中刮起一道长效的清正之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唐朝正是在这清风的吹拂下，铸就了一个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