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上

招摇撞骗，是很多历史时期、很多社会状态下都会存在的不法行为。以往的中国社会，很多时候，都有人治大于法制、人情高于法理的现实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不法之徒，在深谙一般人的心理之后，找准空子，以能够关说、可以搭桥等方式为幌子，进行招摇撞骗。而那些向往升迁、迷信权力的人，因为本心迷蒙，往往就入了招摇撞骗者的圈套。

接下来，就讲一例清朝时期涉及考官的招摇撞骗案件。

本文出自清人何刚德的笔记《春明梦录》卷下。

话说，清朝时期，相比较而言，京师的招摇撞骗之风最为盛行，尤胜于其他地方。而且，因为招摇撞骗之风的盛行，京师的谣言也最多。

当时的御史言事，对于流传在社会上的风闻也不会有所疏忽。只要听到有违制乱法的传闻，御史一般都会无所回避和顾忌，马上进行上疏弹劾，奏闻朝廷。如此一来，只要有官员被牵连到相关传闻之中，大多数时候，他们是难以轻松解脱的。

所以说，身居“长安（意为京师，取白居易之典故）”，不能不谓之为：是处在危险的境地啊！

赞老（即林绍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笔记作者尊称其为“赞老”）曾参奏陕西考官丁维禔，说是丁维禔通过嘱托太监，花钱买了外放的差使。

朝廷收到林绍年的奏折之后，降旨对所奏之事进行查办。

相关部门与官员奉旨后，展开查办工作。笔记作者何刚德参与并承担这一案件的审理，所以，他对这一案件知之甚详。

当时，这件案子爆发以后，大家对案子的质疑和责难都非常激烈，而且，这件案子一经御史奏劾，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既然这一案件的反响如此强烈，那么，关于这一案件的审理，承审官员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但是，从基本资料入手，查阅参奏这一案件的摺子，其中并没有写什么可以定案的真凭实据，奏折之中，也没有开列经得起检验的事实经过。奏折中关于案件的描述，全都说是风闻而已。

因此，虽然案件重大，众所重视，但是，接手之后，要认真审理起来，还实在是难以着手。

因为奏章所述，皆是风闻，所以，承接审理之后，要厘清案件的脉络，要查证奏折中的各项指斥，要核实案件中的人证、物证等，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案件的研究、审理、核实等，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有了一点点的端倪。

案件的起因，是丁维禔（笔记作者记得，此人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两人，都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参加考差【考选差派制度，始于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清仁宗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命令满、汉二品以下进士出身的侍郎、内阁学士、三品京堂，以及未经考试试差的四、五品京堂，全都赴上书房参加考试，不愿参加考试的，听其自便。主政者命论、诗题各一个，称之为大考差。此后，按照这一惯例，一直通行下去。】，而他们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寓所之中。

碰巧，这个时候，有平日熟识的古玩店店员到丁维褆、饶士腾二人所居的寓所来拜访，在得知这二人正在参加考差之后，古玩店店员对这二人说到：

“我有门路，可以通过太监，帮你们买到外放的差使。”

古玩店店员这么一说，丁维禔与饶士腾两人的反应并不相同。

丁维褆家底厚，比较富裕；饶士腾贫寒，没有多少家财。听完古玩店店员的话之后，丁维褆似乎就默许了；饶士腾自知财力不足，拿不出银子来买外放的差使，但是，他也没有直接阻拦或者断然拒绝。

等到四川乡试考官要确定的前一天，古玩店店员又跑过来说是：四川乡试的考官有缺可放。

也就是说，古玩店店员提前知道了四川乡试考官有空缺，而且他知道方差的具体时间。

此时，据说关于获取外放四川乡试考官的价格，双方之间讨论并最终确定，是四千两银子。

至于这一议价的事实情况，双方之间有没有什么明确的约定，审讯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确凿的书面文字证据可以作为依凭。

到了第二天，四川乡试考官的人选确实放出，但是，就名单看，丁维褆并没有名列其中。这样看来，古玩店店员的话并不完全可靠，丁维褆、饶士腾二人也没有成为四川乡试的考官，古玩店店员说是可以买到差使的话，也没有得到事实的验证。

没过几天，外放陕西乡试考官的名单公示，丁维褆被确定为陕西乡试的主考官。

这个时候，古玩店店员又来索贿（笔记作者即用此词，此处借用，读者如觉不妥，可在心中改过。）。

丁维褆觉得，古玩店店员说的话根本就不可靠，而且，自己外放陕西做乡试主考官，完全和古玩店店员无关。所以，古玩店店员索贿时，丁维褆自然就对其置之不理。

等到丁维褆办完陕西乡试的差使，回到京师以后，f风传古玩店店员口中那位可以买差的太监，不时就跑去古玩店吵闹，大概是说，办了事，没收到钱吧。于是，惹得沸沸扬扬，路人皆知。之后，便有了林绍年参劾一事。

那么，后来审理问询这一案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