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我想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也没有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我想它肯定是有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来源于生活，应该真实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个偏见，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用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说发表以后，比如《丰乳肥臀》《红高粱》《酒国》《天堂蒜薹之歌》，不但有些机构不高兴，即便有的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东西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的一些真实面貌暴露得太真实了。有些批评者也不高兴，他们喜欢看一些优雅温柔、舒舒服服的小说，对这种暴露出人类灵魂丑恶一面的作品，感到很受刺激。当然，我绝对不会为了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
以上大部分都情有可原，合情合理。唯有偏见一说让人费解，且明知是偏见，为何还要执迷？歌颂对文学艺术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事。海明威歌颂了勇敢执着的老人；鲁迅歌颂过车夫，歌颂过藤野先生；《红楼梦》歌颂了无数青春女性；就算《金瓶梅》这部揭露人性恶的集大成者，也赞扬过月娘；《洛神赋》全篇都在歌颂女性之美，不照样是千古名篇？
以上大概说明，莫言不擅长写正面的人和事，他对此有执着的偏见，他的心理可能过于阴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