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路是上海市杨浦区的一条二级马路，比起南京路、淮海路显然没有多少知名度自然也没出过什么名人。她唯一值得在上海滩的历史中提及是在抗战时期日占当局曾在此处划定过一块“无国籍难民限定地区”，允许当时从欧洲来上海躲避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暂居于此，通俗的讲惠民路地区就是当时的国际难民营。

这条路上没有咖啡店却有“老虎灶”，没有西餐厅却有豆浆铺，听不到莺歌曼舞只有贩夫叫卖，看不见灯红酒绿只是一片万家灯火。这里没有海派的小资情调，也找不到现代的文艺腔调，一切有关的只有生活二字。这就是惠民路，上海滩的另一个世界。

我家的祖宅位于惠民路46号临街的小弄堂里。当年外公、外婆从淮阴乡下来到上海便落户于此建了这间小屋，从此这间小屋历经了我们一家三代人，迎来了两代人，送走了一代人。小屋见证了祖辈在上海滩的艰苦历程，记录母亲的火红年代，作为知青子女小时候我每年都会随母亲回沪省亲，这里也留下了我儿时许多美好的回忆。

小屋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阴暗、低矮，但却一应俱全，除了没有卫生间外，不过这也是全上海棚户区的特点之一。小屋的门前是一片连溜达鸡都没法溜达的空地，以至于外婆养的猫一出门就不得不跳到房顶上去晒太阳。在没有空调的年代，母亲一家人就在这空地乘凉。而我小时候就在家门前的这块小空地上听母亲讲故事，或是自己坐在门口伏在板凳上画画。

顺着小屋的弄堂（两侧是邻居家的山墙）走出去便是惠民路，路的对面就是惠民公园，那曾是我儿时的游乐园，那就是我的“迪斯尼”。公园的前身是当年旅居上海的犹太人公墓，解放后墓园被毁改建成了公园，居妈妈说外婆当年还参加过改造墓园的劳动工作，而幼小的我便认定那公园是外婆为我而建的。

在惠民公园的斜对面是惠民路小学，如今学校早已停办现在成为一家公司的写字楼。母亲的在那渡过了她仅有的学生时代。那也是母亲最引以为傲的回忆，那时母亲学习成绩好，一直当班长，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无奈地一直被老师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作为知青，母亲在未完成初中学业时便加入到下乡的大军中，来到了东北这片白山黑水之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行一去便是整整十年。当我长大后，了解了那段历史，一直在想，让一个成长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少女离家千里之外，由学生变身为农民，并从事着近乎原始的农耕劳作，落差之大，生活之艰辛，母亲是如何渡过那十年的风雨？

惠民路的西侧是一座红砖建成的教堂，高高的钟楼一度是这一街区的地标性建筑。听母亲说在她小的时候里面还有外国的修女，后来都被当成“特务”给遣返回国了。而没了嫫嫫们的教堂则成为了各路“牛鬼蛇神”的集中营。政府一度将此设为关押劳教人员的看守所。我小时候就曾见过，从一辆解放汽车上被踹下来的劳改犯，连滚带爬地跌进了教堂里。如今那教堂的钟楼早已被拆掉了，取而代之是一座全新天主堂。没什么风格，建筑样式中规中矩。

小屋后面的街区就著名的正广和汽水厂，当年有亲属在那里上班，偶尔会给我带回几瓶橙子味的汽水，那味道和今天的芬达差不多。对于汽水的美味我则更喜欢用吸管向瓶里吹泡泡玩。

改革开放以后，在上海住平房的人家多习惯在老房子一层的基础上加层来获得更大居住面积，同时也为拆迁时多向政府要些平米数或拆迁费。二层、三层小房子在弄堂里都很常见，偶尔也会发现有四层楼的人家，赶上好天气时，家家户户会在自家的小阁楼上支起晒衣架晾晒被褥，远远看上去看每桩小楼都像是升起的帆的小船。小时候我到邻居坐客最喜欢的就上人家的楼梯上爬上爬下，乐此不疲。不是为了在楼上的窗口看电车回家，只是为了上上下下的快乐。与周围邻居家不同，我家的小屋只有一层，但里面设了一个小阁楼，也仅能容一个人在上面睡觉。那也是我回上海省亲时临时床铺。我时常在想就在这么一间没有空调没有卫生间的小屋里当年母亲和外公外婆加上姊妹一家人六口人是怎么在一起生活呢？即便在当年落后的闸北也很难寻到像祖宅这样的小屋了。儿时，每年过年母亲都会带我回上海省亲。那会儿，我们要坐上30多个钟头的硬座火车，我困得实在挺不住了，母亲便把我放到座位底下去睡。而现在回上海飞机2个小时，坐动车的话12小时也到达了。

小时候每年过年回上海是我最开心的时刻。美食、新衣、玩具和外婆家的小猫玩游戏充满了我的整个假期。而从上海带回来的变形金刚、不粘胶、漫画则是成为我返回东北后在家乡小伙伴前炫耀的资本，那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因为有上海关系使得我在同龄人中间总是莫名的有一种优越感。这里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童年美好的回忆，除了每天一早要急着跑到马路对面的公园里上厕所之外，一切都很美好。

1996年外婆在这间小屋里告别了人间，这是此生与我作别的第一位亲人。当我若干年后再次返沪回到小屋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外婆的遗像挂在墙上，她默默着看我微笑……

1999年，新世纪的福音提前降临了。知青政策落实，母亲的户口终于回到了上海。那时，我已在东北上了大学。无需再受照顾，母亲也便常年居住在上海，照顾外公。

2000年的春节，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回上海过年，与我同行的还有父亲，在惠民路的小屋里，外公、父母和我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是我们一家在上海最团圆的一个春节。未曾想到是是两年之后，外公的照片同外婆的照片一道挂在了小屋的墙上。两位老人终是将人生的最后时光交给了这间小屋。

房子是要有人住才行的。这是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随着外公的离逝。小屋主人的接力棒自然交到了母亲的手中。姨妈、舅舅等亲戚们在上海都有家室，那间小屋自然不会太用心去打理，唯一盼望的就是它尽早拆迁，然后大家用这笔拆迁费当遗产平分。而作为在外多年的游子，这间小屋则是母亲和我在上海最后的落脚点。上海很大，但家只有一处。这间刚好能容下一家人生活的小屋，是母亲在外漂泊三十年最大的希望。

2010年的夏天，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出差借路再次回到上海。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小屋。昨天还住在环境优雅，宽敞明亮的五星级酒店里，今天一下就住进了低矮阴暗的小屋里，让我心里有些不适，置身小屋内感觉这里熟悉而又陌生，但那份亲切感仍在，一切如故，和我儿时的布局一模一样，虽然简陋但干净整洁，令我意外的是发现屋子里竟然安装上了空调。家里多了一个人显得格外的有生机，母亲从车站一路上就和我聊得没完没了，看得出来她发自内心的喜悦。我想当年外婆是不是也是这一样来迎接母亲的归来。蜂窝煤烟的升起，让我拾起多年的记忆，而母亲烧出来的饭菜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晚上，同母亲吹着空调，看着电视，聊着家常，听她细数着在这间小屋里发生的故事，就像儿时在听她给我讲故事一样。母亲此生最大的两个心愿：一是户口落回上海，二是盼着惠民路的这间小屋尽快拆迁。历经了半个世纪的等待，最终这一切都将会随心所愿的。

2016年， 好消息从天而降——惠民路要动迁了！在接到即将动迁的消息后，母亲从东北南下返沪，着手处理祖宅小屋拆迁事宜。此前，母亲学会了微信，我们母子经常视频通话，通过视频我看到那间小屋依然如故，在母亲的打理下依然到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不像一间即将要面临动迁的危房。视频里，我也看到了母亲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听母亲说，惠民路每天都有老邻居举家迁移，或是去了松江、或是去了闵行、或是去了崇明……谁家门前贴上了封条就是说明此户已经动迁。我想，几十年的老邻居就此别过后，也许此生便是后会无期了。离开的人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景告别了惠民路，还在的人仍争取着属于自己最大的那份利益。母亲还说在动迁过程中谁家、谁家的姊妹间因拆分配问题而大打出手，最后惊动得110都出动了。拆迁就是分家，分家就是分钱，一旦涉及到利益，可见亲情又显得多么脆弱。原本一间房，聚齐了一家人，拆了一间房，却也拆散了一家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此后，惠民路住户的灯光每天都在减少，只有小屋的灯每晚都会亮着，但不知还会亮几个晚上？那些不断消失的灯光在暗示着在上海又一个老棚户区的即将消失。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外公、外婆、母亲、姨妈、舅舅们还有我们兄弟姊妹一大家子人在惠民路祖宅小屋欢聚一堂，然后大家一起拍了张“全家福”。

惠民路作为一条马路依旧会存在，那间小屋完成她的使命与我们的家人告别，一段人生，一个故事告一段落。多年以后我会把发生在小屋里的故事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就像当年母亲给我讲她的故事一样……

2016/11/13结稿

2017/8/29再稿

阳光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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