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里没有多少泪。杜甫的眼泪最多，辛弃疾这样的猛汉也有泪，可是苏轼没有（思念亡妻时有“唯有泪千行”），无论人生遭遇多么大的打击，他都没有消沉。他最善于把痛苦变成笑声，而且我们也丝毫不觉得勉强。
李白在写《将进酒》时，虽然大呼小叫，豪气干云，但那一定是强颜欢笑的作乐。李白人前飞扬跋扈，往往是无奈之举；人后的李白，不过“斯人独憔悴”的伤心人罢了。苏轼虽然也有伤感，也有寂寞，但他的豪迈是骨子里的，是真的无畏，真的无谓，是坦然而不是牢骚，是逍遥而不是佯狂。
李白是一位不懂世故的小孩，经常在诗歌里哭笑打闹，真诚，有时也庸俗，孩子气特别重；杜甫是一位饱经忧患宽厚悲悯的老头，步履和声调都很沉重。苏轼，是赤子，但没有孩子气；是饱经忧患的才子，却将忧患变得轻盈潇洒。他们是诗人中的诗人。
在《定风波》这首词里，苏轼因为遇雨这件小事，而引发人生感悟。好的诗人就是善于从平常事物中取象造景。“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怕风雨，这是无畏；“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无谓。无畏，是普通人常都能做到的；而无谓，则是一种心境了，没有人格和学养的支撑，很难有这样的智慧。
没有风雨，这很好理解，而无晴，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苏轼当时被贬黄州，可以说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的勇气自然值得赞美，而对于人生中的那些已经过去的晴天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晴天，他的看法依然是无谓，这就耐人寻味了。
一个人，光看他遇到困境时的表现，还不足以判断他的定力；往往给人考验的，是顺境。看看人世间多少患难夫妻，竟然在时来运转之时分手，多少人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人格尽失，操守全无。
苏轼无谓人生的风雨和人生的晴天，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苏轼被贬黄州为44岁，49岁时到汝州（也是团练副史）。不到一年，宋神宗去世，哲宗（10岁）即位。苏轼的好运来了，先升任礼部郎中，后任起居舍人、知制诰。1087年（元祐二年），任经筵侍讲（宋哲宗老师）。在巅峰的时刻，1089年，苏轼自求外调，出任杭州太守。
苏轼为何放弃京城的高官不做，是避免党争，苏轼的正直和“政治”是矛盾的。
从诗词里看，苏轼是通达的，能跟任何人交朋友。他自己也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但他在政治立场、手段上，又是最坚持原则的。王安石当政，作为王的朋友，却不支持变法；司马光当政时，作为司马光的朋友，他又不支持司马光完全废掉新法。
1091年，苏轼被召回任吏部尚书。不久外放，八月到任颍州太守。1092年，又被召回先后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不久外放扬州太守。1093年，苏轼外放定州太守。1094年，章惇为相，苏轼发配岭南，1101年，死在北归的路上。
苏轼如果多一些圆滑，多一些心机，他当然就能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苏轼放弃了机会，而且是好几次机会，他从前不巴结司马光或者王安石，现在也不靠自己的皇帝学生。求本心遵直道，自然在一个争名夺利的环境中被逆淘汰。我想起《离骚》：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这样的世道容不下屈子，也容不下苏子。当然，苏轼的才华也容不得一次人格委顿和委曲求全，容不得一次巧言令色和左右逢源。既然选择了对权势者说不，苏轼自然就最终一落再落，始终与风雨相伴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无往不快，一颗丰富博大的心灵总是能孕育出蓬勃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