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挎包败给了火车票
局长总是带着一个黄挎包，局长从做普通干警时就习惯于在肩头挎一只黄绿色的帆布挎包，当办公室主任时也这么挎，当副局长时也这么挎，直到当上了局长，还是这么挎。黄挎包缘起于特定年代，所以有了特定象征，有象征就意味着一种确定性，局长也想让这种确定性佑护到终，未曾想遇到了一张火车票。
局里有一个李警察，李警察要经常出差，出差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出差前会不会遗忘火车票是不确定的，火车票会不会遗忘在办公室也是不确定的，遗忘在办公室会不会碰上已在内部惯窃的水工还是不确定的。
局里还有一个水工，水工会不会偷窃是不确定，偷窃的水工敢不敢在局内部偷窃是不确定，水工偏偏就在局内部无规律的习惯偷窃。局长的黄挎包在明处，李警察出差也是在明处，只有惯窃的水工在暗处。
局长的黄挎包似乎确定成了一条直线，李警察身上的种种不确定是一条扭来扭去的曲线，李警察的曲线先是交上了局里水工暗中惯窃的直线，最后又不得不交撞上了黄挎包里确定的直线，让黄挎包的直线戛然而止。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哲学，这就是生活哲学。不能不说，陈忠实的《猫和鼠，也缠绵》就是一篇哲学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