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歌古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总量能够超越中国古诗。这样说应该不算夸张。格律，是中国古诗的命门。不懂格律，终将进入不了中国古诗的大门。文革时代的农民们奋起写诗，但结果大部分却是写成了顺口溜，甚至因口水体而贻笑大方。

　　而中国的现代诗，其实与古典诗无甚大关系。既要用白话文写诗，又不用遵循严格的格律，如何做到？那就是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用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拿来主义。鲁迅先生很有意思，他主张拿来，却自己并不写白话诗，甚至他做的文章都是文白夹杂，以至于收入中学课本后，他的所有文章皆为重点讲读课目，知识点多如牛毛，把学生考到焦头烂额。但是，一旦精通了鲁迅，那学生则就是精通了语文，无往不胜。

　　鲁迅留恋古诗，古文，就曾被称为封建遗老，幸好鲁迅这么做了，让中国的现代文没有从古典的优雅精致里哗啦一下堕落到世俗的乡间俚语里，让后世慢慢过度，找到了现代文的样子。

　　而聪明的先贤，不是从古典文的之乎者也一下就到了白话的的了吗呢，他们太聪明了，他们模仿优美的英法文字，写出现代的欧美诗歌，然后翻译成白话的汉语诗歌。严谨的格律打破了，欧美现代诗歌强大的叙事性和抒情性被借鉴过来，欧美诗人强大的自我意识和哲理思辨能力被借鉴过来。这就是我们的新诗。

　　我们的新诗是泊来品，是跟着欧美学的，亚洲现代文学都有欧美文学的影子。看看印度的泰戈尔，他也是在英国留学的，他的诗歌和英国早期的诗歌非常相似。

　　那么，既然我们的新诗起步这么晚，所以成就很难达到欧美作家那样的高度，纵然制定多么高的奖项，也是徒然。

　　知道了新诗的源头何在，就好办了。于是一批又一批诗人将欧美诗歌当做圭臬，潜心研读模仿，以期找到一种格式兼容自己的思想与感情。

　　于是我们看到了刘平平的画外音。自古诗画同源，由欧美艺术家的作品切入，可谓捷径。用一首诗来解读一位欧美艺术家的作品，或绘画，或音乐，或雕塑，或小说戏剧，就是设身处地地将自己放置到创作者的位置，将自己代入，然后挖掘出创作者最隐秘的思想与情感的潮汐，掀起平静的词语的风暴，以抵达现代诗歌的荒原。

　　刘平平的这种尝试，现在很多文学院的在校大学生都会当做功课来做，不足为奇。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刘平平作为一个成熟的潜心创作多年的诗人，对于作品的把控更加稳定，视角更加新颖独特。

　　但是，不可否认地，就是这种练习式的创作，让刘平平的诗歌有了冒险性，她勇敢地从诗歌写作的舒适区，走到了诗歌写作的边缘地带，她等于站在一座狭长而又陡峭的山峰上，一面是幽深茂密的山谷，一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如果不能成功跨越，她将只剩一条高险的山路可走。

　　还好，她不愧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小说作家，她从西方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走出来的方法，她创作出了属于她的更加多面性的诗歌。

　　她的那首十万亩葵园，使她声名远播。但我认为她最好的一首诗，能够代表她的创作思想和手法都极为成熟的作品，是那首长篇哲理叙事诗，也是诗集的压轴之作，黄河口的第十九只白天鹅。

　　这首诗，运用了诗剧的创作方式和交响乐的表达方式，所有的舞台元素全都准备齐全，舞台，灯光，背景，旋律，人物，故事情节，明暗交织的线索，故事的明线是第十九只白天鹅，暗线则是诗人，是我。在白天鹅处于舞台中央之时，诗人是观众，但不是普通的观众，因为白天鹅的孤独，忧伤，奋发，自强，淡泊，平静，全被诗人越来越深地感知，且代入进去，于是舞台中间的白天鹅，与背景里的诗人，交互出现，诗人的话外音，是对舞台最好的注解，白天鹅的命运轨迹，与背景里的诗人的命运轨迹，时而相交，时而重叠，就像大小提琴的协奏，婉转优美而又包含力量，让人哀而不伤。因为多种写作方式并用，整首诗华彩不断，令人感受到诗人娇弱身体里散发出的那种绚丽的浪漫气质和卓越的韧性。诗歌结尾的独白，是全诗最有力量的所在：光滑的湖面，你和你的倒影亲密无间。庆幸你还活着，只要活着，就已足够，你在千山万水之后，从容离去。

　　这就是一幕大剧的落幕啊，大剧落幕之前，诗人的独白，既是说与天鹅，亦是说与自己。是的，经历千山万水，不负命运，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从容离去，多么好啊。

　　整个一部诗集，110首诗，别的不用说，就这一首长诗，就证明着诗人的份量，证明着她对于生命的感知与领悟，是无比深刻的，证明着她对于艺术的构思是无比巧妙而丰盈的。

　　平平，人生路远，道阻且长，记住，你的万水千山里，有我们的祝福，也想一路同行，只是怕跟不上你优雅而坚定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