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写作背景

成文时间与场合
-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本文是该报告的第七部分，后单独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战略阶段定位：正值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节点。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日军调整策略（重点打击敌后战场），战争长期化趋势明显。
核心矛盾与挑战
- 国民党政策转向：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制造“摩擦事件”（如陇东冲突）。
- 党内思想分歧：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放弃独立自主，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游击战”路线形成尖锐对立。
- 社会动荡加剧：投降主义（汪精卫集团）蔓延，民众因战局失利产生悲观情绪；日军强化对敌后扫荡，根据地生存压力剧增。

国内外形势关键点

年龄与职务
- 44岁（生于1893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主持全国抗战战略决策。
工作与生活状态
- 超负荷工作：日均处理20+封军事电报，同步撰写《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游击战。
- 经济困境：延安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依赖陕北农业；国民党承诺的50万法币月饷常拖欠，军民开展大生产自救。
- 家庭离散：妻子贺子珍因伤病赴苏联治疗；长子毛岸英流落上海，次子毛岸青精神受创，毛泽东独居窑洞。
身心状态
- 身体透支：长期熬夜致神经衰弱，但思维锐利（会议期间棉鞋被炭火烧着仍浑然不觉）。
- 精神韧性：以“愈是艰难，愈要清醒”自勉，在内外压力下保持战略定力，主导批判王明错误路线。

纠正党内右倾错误
- 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
- 警告重蹈1927年陈独秀妥协导致革命失败的覆辙。
明确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 提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军队、政府、民众运动中需成为模范，以行动证明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
- 回应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揭露其“表面合作、暗中破坏”的双重性。
构建战时党建体系
- 针对根据地扩大后党员数量激增（1938年达50万），亟需统一思想、强化组织纪律，防止思想混乱和腐化。
- 确立“任人唯贤”干部政策：“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凝聚全民抗战共识
- 调和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 呼吁“团结全民族像钢铁一样”，孤立汉奸、托派等破坏分子。

党员模范作用

多维模范标准：

全局观与团结策略
- 局部服从全局：反对“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需兼顾多数群众觉悟。
- 同盟者协作：与民主党派“一道商量问题”，反对独断专行。
干部政策创新
- “任人唯贤”路线：以“执行党的路线、联系群众、不谋私利”为选拔标准。
- 干部爱护五法：指导工作、提升能力、检查总结、帮助纠错、照顾困难。
铁的纪律原则
- 重申“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批判张国焘分裂行为。
学习型政党建设
- 反对教条主义：“不应当把马列理论当作教条，而应看作行动的指南”。
- 三重学习任务：研究历史遗产、掌握马列立场方法、深入了解实际运动。

统一全党思想路线
- 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终结王明右倾路线，为延安整风（1942年）奠定基础。
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 推动“三三制”政权实践（1940年）：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实现多阶级联合执政。
- 敌后战场壮大：至1945年，八路军从4万→120万，民兵达260万，歼敌占比超60%。
党建理论体系化
- 首次系统阐述“党员-干部-纪律-学习”四位一体建设框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治党纲领。
国际话语权提升
- 爱泼斯坦英译本向西方展示中共抗战逻辑；共产国际转向支持中共，削减对蒋援助。

毛泽东的警世箴言：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这一辩证思维至今仍是改革方法论的核心。

当44岁的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起草此文时，他既需指挥缺衣少粮的部队穿越封锁线，又要在家庭离散中对抗党内外的路线之争。这篇纲领以 “独立性”破“妥协论”，以 “模范作用”塑领导权威，以 “任人唯贤”筑组织根基，为抗战胜利注入灵魂。

其价值远超战时文献：

八十年后，当世界面临单边主义与治理失序，此文仍如北斗星般昭示破局之本——在风浪中坚守核心原则，在变革中激活人民伟力。历史证明：真正的领导力非源自权力，而是在危机中明方向，于实践中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