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学生，一定无法理解1990年代我上大学时的荣光与自豪，不仅有各种助学金，毕业包分配，还有旁人眼里仰慕的目光。
但他们更难理解的可能还是我在那个时代的痛苦。
就如一只被圈养的熊猫，不担心没有竹子，却失去了穿梭山林的自由。
说实在，我不是国宝，只是一只被装在笼子里的猪仔。
而这一切，只源于1990年高考，以及这之后的报志愿。
1.高考
1990年的夏天，特别炎热。
连接城关与我家村子的是一条乡村公路，坑坑洼洼了许多年。听说村长从哪里弄来了一笔钱，正组织村民们修路，暑假在家没事，我就去报了名，说实话，我与村民们一样，是冲着工钱去的。
7月7日至9日举行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了，同学们都在翘首盼望放榜，我却没有多大的热情，考完后略略算了一下，估计成绩上提前批志愿福建师大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不确定是上历史系还是教育系。
反正都是上师范，没有什么特别好期待的。
我默默地跟村民一起修路，直到一天中午，村长突然兴奋地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要我去接电话，并告诉我说你考上大学了。
我装着很淡定的样子，慢慢地走回村委大楼接了电话，是同学打来的，说祝贺我全县文科第三，如果算上加分的10分，那是全县第一。那个年代没有状元的概念，也没有企业、社团组织的各种奖励，第一不第一没有特别的意义，接完电话后我很快又回去修路了。
村长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锄头：“锄个球啊，回去休息，工程队不要你了，工钱照付。”
我无奈地离开了工地，后来也并没有拿到工钱，因为上级答应的修路款下不来了，大家都义务劳动了一个夏天。
总算等到了通知书，打开一看，是福建师大教育系。憋了一个夏天的怒气终于爆发了。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过当老师的打算，我最大的志向是研究历史，第一志愿报了兰州大学的世界史专业，可我父亲在我上交志愿表后又单独找了班主任加报了提前批，更可恨的是历史系放在第一个，却偏偏被教育系录取了。
我已经记不得那个夏天我对父母发了多少脾气，现在想起来，这是人生的一大耻辱。人最不该犯的错误是惦记亲人的仇，而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却又是不体谅身边亲人的难处。说到底这是一个修养的问题，回想起来，那时我没有底线。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当年老师社会地位的低下。报考志愿的时候，同学们的共同意见是除了师范院校，其他都可以。还有一个问题是填报志愿在前，考试在后，多数人睁眼瞎，多有赌运气的成分。
而且所谓志愿，说的冠冕堂皇，可我们对自己所报的专业却知之很少，比如这个教育系，到底是干啥子的我并不清楚。这可能就是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一个体现吧。
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他让自己的儿子报考师范大学，心理也是不安的。两年后他谢绝了学校保送我弟弟上师大的好意；若干年后我不再当老师而改当记者时，他如释重负的跟我说：“我知道你终于是会找到如意的工作的。”听到这话，我又羞愧了好一阵子。
2.定向的师范生
在刚刚过去的高考里，我是一个失败者，不是考差了，而是报差了，但我没有勇气复读，我脑袋里没有高四的概念，何况上高四，就如章子怡在电影里演的那个妓女一样，会伸出两个手指说，你干了两次，得给两份钱。那时我家穷，给不起。
所以学校规定报道的前一天，我与一个考上外语系的同学一起上路了。父母一大早到车站送我们，千盯万嘱，就一个意思，要安心学习。
我怎么可能安心？与我同行的同学低了我40分，到了学校才发现，最大的差距是60分以上。
最悲催的是，报道时一个实习辅导员看我的资料，嘀咕了一句：“定向生啊”。我好象记起了填报志愿时在是否定向那一栏里打了个勾。
我回头去问什么叫定向生，高年级的老乡告诉我，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将来毕业了都必须回生源地去教书。
他们说，读什么鸟书啊，反正都得回乡下去教书。
于是我好象彻悟了，从军训开始，就表示了与学校的隔绝。
那年的军训很严，从长乐梅花解放军里请来了教官。营长是一个威严的江西人，时不时就会告诉我们说福州这破城市，比他老家南昌要小多了；班长有三个，一个山东的，一个浙江的，一个安徽的，都是帅小伙。开始不到一周，我就被折磨的胃痛发作，受不了，就找辅导员请假，没料到辅导员不分青红皂白就很无情的拒绝了。
我很无语，心想这家伙学艺术的，大抵不太适合做政治思想工作，哪怕不同意，也去找一瓶胃得安之类的给我，就会让我感动的不要不要的。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满头秀发，脸庞清矍,目光深邃，典型的艺术家形象，后来就跟他学弹脚踏风琴，可惜也没能坚持几天，因为他说你的手指象冬瓜一样还学什么弹琴啊。
然后又加入了一个87级师兄办的武术班里，每天傍晚跟他到游泳池边的操场上操练。我很认真地学，对师傅也很尊敬，可不久他不带我们了，听说是因为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弃学了，他就解散了培训班。
我对课外的一切都很有兴趣，可就是上课提不起精神，要么昏昏欲睡，要么心猿意马，听不进去一个字。有一个姓史的心理学教授，讲课非常生动：“清晨起来，走在风景如画的长安山，鸟儿在枝头啁啾……”散文一般，吸引了我半堂课，然后我又不知道他到底讲些什么了。
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一个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年轻助教，他说：“如果三天没吃的，在座的男生至少一半去当强盗，女生一半去当妓女。”惹得女生们课后大骂他是流氓。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可能还是因为后来我与他经常在学生街的游戏机店里相遇——我们都在打“三国”。
上课不认真的后果是期未考试前要去向女生借笔记，那时学校还没有复印机，都得动手去抄，我最喜欢的是姓许和姓陈两位女生的笔记，内容详实字迹漂亮，现在想来，我大学能不要挂科补考，得拜她们的恩赐。
如果你认为我大学都是在混，那也是不对的。其实除了教育学心理学，其他书我都是喜欢的。有一段我专门学习法律，到图书馆借了一杆子法学书籍，当时是想去考取法学的双学位，但后来好象目标学校不招生作罢了。然后又去学习经济学，那个时候政教系的经济学专业很出名，我大抵是想将来从事经济类的工作吧，后来人生中有好多年我都在研究期货与股票，可能就发端于此，可惜无人指导学艺不精把自己折腾的一塌糊涂。
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定向生”这三个字，它就如同一个局，一开始我就莫名其妙的被套进来了。可笑的是当初高三班主任让我报教育系这个专业，目的是将来可以不用到中学教书，可他没有想过“定向生”要回老家，小县并没有师范学校，意味着只能去中学代其它课程，连书也不能好好的教了。
我在“定向生”这个局中走了四年，最悲哀的是在即将毕业之时，却突然发现，那年的毕业分配并没有“定向生”的说法，除了关系户外，基本就按四年积分总排名来定单位了。
妈啊，不是说好的“定向生”要回乡吗？
这才是最大的局啊！只是它是我自己给自己设下的。
其实人生的局，多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
3.荷尔蒙
我的宿舍在培训楼，不管是B楼还是C楼，都是男女混居，男生住下面四层，女生住最上面两层。
这种亲密格局给了我们许多方便释放荷尔蒙的方式。
开学第一周的一个中午，我们宿舍的窗户就飘进了一排药片，一个同学捡起来一看是避孕药，惊讶的大叫起来，88级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师兄走过来吼了我们一下：这有什么好叫的？大二以后，我们对这样的事情确实就见怪不怪了。
没有荷尔蒙，还能叫青春吗？
不过有一个低两级的小个子女生却引起了男生的骚动，因为她经常跑到男生浴室洗澡，而且把一堆红红的卫生用品留在浴室里，真不知道接着她进去洗澡的男生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基本都把自己荷尔蒙禁锢在了思想深处。我全宿舍八个男生，除了中途搬出去的那个，其他七个人都没有谈过恋爱，估计到毕业时也都是处男了。
有一个专业课老师，研究弗洛伊德很深，我深刻地记得他讲述的力必多理论。按他的理论，我们只是把更多的力必多分泌在了眼睛和声音里了。
那时女生最流行看的一本书叫《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估计每个都看过，还有一本是《情人》；男生最爱看是《废都》，特别对文中打框框的地方感兴趣，有一个同学义愤填膺地骂贾平凹堕落了，被我们无情地数落了一番。
男生也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不过是标着儿童不宜的录像片，播放的地点在学校旁边的民房里。那些年的三级经典确实多，翁虹的《挡不住的风情》，叶玉卿的《我为卿狂》，陈雅伦的《危情》，那个时候这些明星大咖都还在依靠宽衣解带过日子。说白了并无多少色情，只是装饰了我们少男的梦。
我的下铺老李就是这个时候被班级里的成熟男生带到校外去看录像的。我不是怪他们带坏了老李，而是遗憾他们没带我去，要不，谁也说不准我会与安妮宝贝、卫慧、李师江一样出名呢，要知道他们与我都是同年龄段的人，想过去也被这些艳星装饰过梦想。
对于师大的校花，大家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1990年和1991年是某系的一个女生，人俊有才声音好，歌咏比赛我们一直想通过某种方式请她过来做艺术指导，但她都没有答应，不过后来听说在长安山上她被校卫队抓了现行，搞的灰头土脸的。
那个年头，好好地谈个恋爱也并不容易。
然后是外文系来了一个叫Sunny的女生，漂亮，尊贵，有才，全校男生都在传说她的故事，据说一次放假时她回家光衣服就装了五部人力三轮车。她的妹妹后来是全国知名影星，叫Baby，其实要我看，我感觉姐姐更漂亮，更有气质，后来有消息说当初姐姐把一个演出机会让给了妹妹，也就成全了妹妹，但姐姐后来嫁的很好，生活幸福。
两任校花的故事告诉我们，女孩是需要富养的。
至于男校花是谁真的没有定论，许多人眼里应该是南方诗社写诗的那个李正光吧，可能也有人认为会是谢有顺，后来我看了这两个人的照片，感觉确实是帅的。
不过，在我们班女生的眼里，最帅的还是班上一个姓黄的男生，据说有的女生会在梦里深情地呼唤他的名字，还有的女生在他窗外默默徘徊。
我同宿舍好友小兵的力必多分泌在了脚上。大一时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去了莆田；大三时突然消失，从南平去了广州，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去找了我与他说过的一个高中同学借盘缠回来。算起来，他应该是我最投缘的大学同学了，有激情，有勇气，有行动，而这些，也正是我身上一直具备的，只是可惜我们的诗与远方，都被那个时代的猪圈禁锢的不见踪影了。
所有的荷尔蒙暴发，其实，只是对高考禁闭的一次集中报复吧。
4.考研
大三过后，班级人心惭惭涣散，班干部在班级教室黑板上方贴了“和为贵”三个大字，这有点象当时北京与悉尼竞争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中国打出的“给北京一个机会”的悲情牌一样，其实并没卵用。
学校实行积分制，专业是成绩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各种加分项目。这对中师保送生和社会实战生都更有优势，而高中上来的，多数都是懵懂后生，迷迷糊糊，等到终于明白竞争规则时，为时已晚。更何况，那些百里挑一上来的中师保送生的确十分优秀。
看到干学生会的宿友已经当上了校学生主席，练武术的那位参加了许多国际比赛，书法优异的同学积分名列前茅，我终于开始恐惧了。
我一直都胸怀远大理想，但让我拼博的却是不拼就要走投无路的现实。
大三结束时，我加入了考研的队伍，同行的有状况差不离的老李、壁虎与老何。
专业课压力很大，以前上课没听，只能借来许、陈两位女同学的笔记，重新自学。
还好，读书我从来不笨。当年高考时把几本历史书几乎都背下来了，而且按不同的主题重新编写了一次，比如开国皇帝如何巩固皇位：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尽屠功臣，等等。
按照如此方法，我把教育史、教育学、心理学重新梳理了一遍，却发现大学教材不同章节由不同老师编写，连贯性、统一性真不比中学教材来得好。
英语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中学基础不错，加之大一时有一位漂亮的英文老师，我与全班男生一样，都十分认真的读下来了。
那位英文老师，我找不出语言形容她的美，端庄，文静，优雅，超凡脱俗，性感，这些词加在一起肯定都是不够的，直观地说，她比某系那个校花要漂亮得多，也要胜过后来从书本上认识的福州美女林徽因。
每次英语课，大家都齐刷刷地提前到教室，把目光集中到门口，等待她的出现。一上课，大家又都盼望着能被她提问，有一次终于问到了我，我兴奋地用英语说了一通，她愣了好一伙，然后说：“你说什么我都没有听懂”。
后来，后来她死了，说是自杀的，因为老公有了外遇。
我们换了一个英文老师，一个中年油腻的大叔，眼里总是笑，但在我看来却是邪淫，于是英语课我也不听了。
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我是过了四级考试的人，也就不太放在心上了。
事实最后证明，最容易导致失败的环节，往往不是你认为没有把握的，而是你最放心的。
考研成绩出来了，老李与壁虎金榜题名，我与老何落选，都是因为外语，我考了54.5分，比分数线少了0.5。
后来回想，考卷里有一道英译汉的题目，句子中有一个“school”的单词，本来应该翻译成学院或大学，我却直接翻成了学校，要不我应该当年就会考上了。
也是报应，把好好一所应该有着诗和远方的大学读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学校，凭什么让我考上呢？
我真的只能接受定向回去的事实了。
1994的5、6月的校园是很悲情的。学校操场上经常有恋人们抱头痛哭的镜头，毕竟那个年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大学的恋情无法敌过几百公里的距离。一个外语系的闽北小伙恋上了一个闽南的女孩，要分手了，小伙子割了几回手腕都被抢救了过来。
老李打开了人生的一扇门，我打开的是另一扇门。
6月的一天早晨，他送我到校门口，我挤上了20路车，在嘈杂的人声中，他扯着喉咙向我喊到：“永远不要丧失希望。”
我挥一挥手，喉咙有点发痒。
别了，我上了大学，却又让高考给自己上了沉重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