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钟声，我便忆起老张。

老张是我的同事，他是学校的勤杂工，主要职责是敲钟。学校大部分教师是在他的钟声中长大的，学生们的父母大多也曾沐浴过他的钟声，他敲钟准时准点，从未出过差错。大约杂工就是做各种杂活吧，收发报刊、油印试卷、花木管理、安全保卫等等琐琐碎碎的一大堆杂事，他全包揽了，上满发条似的，整天一跛一跛地忙得双腿直打屁股，几十年就这样匆匆过去。

老张虽在学校工作，可识不得字，是个文盲。他幼时家贫，十二岁随姑父下江南，修缸补锅，糊口度日，风里来雨里去，竟摔打成一条结实的汉子。二十岁撂下补锅挑子参加了新四军，他打仗猛，敢拼命，后来有一次战斗中腿上着了一枚弹片，落下残疾回到家乡。三年困难期间，他主动辞去残废金。有人说他白弄跛了腿，太傻。他说：“组织上给我的够多了。”大约年轻时生活使然吧，他的生活很节俭，一直坚持吃食堂，有人劝他：“张爷爷，吃食堂太苦了，你应自己烧点好的吃吃。”他会将头摇成拨浪鼓：“解放前那才叫苦哩，现在是天堂了。再说，不吃食堂脱离集体，会丢掉集体主义的。”

老张也吸烟，时间是固定的，每天吃罢晚饭，碗一推便捧起那只白铜烟枪，啪地吹燃草纸搓成的火纸芒，凑到装有焦黄烟丝的烟锅上去，呼嘟呼嘟狠吸两口，然后“呼——”地吐出浓浓的烟雾，屋里立时便弥满清醇的香味。他晃荡着烟枪说：“吃水烟，有劲，便宜，不停地烧，一天只得半包香烟钱。”那股悠闲劲，与白昼的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老张的质朴与勤恳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可也有不少人说他很颟顸。有人好意说：“张爷爷，有些事让年轻人去干，你歇歇吧！”他会睁大眼睛盯着人家：“歇？活在世上就为了歇吗？”噎得人尴尬得没梯子下台。国家首次发行国库券，学校开会动员认购，他张口就报一百元。当时一个大专毕业生月工资不到四十来元，不少人脸上就挂不住，有人干脆一撇嘴从鼻里嗤出一声：“假表现！”毁誉参半的是那次局长到学校来检查工作并商量筹建宿舍楼事宜，学校招待午饭，局长、校长握箸举杯热闹得正欢，老张端一碗蛋花汤闯进去，说：“这碗汤肆角钱，请问桌上的菜值多少？局长你又交了多少？”局长憋得嘴唇直哆嗦，扔下筷子拂袖而去，校长灰了脸慨叹：“唉，这个老张！”

老张对别人的议论浑然不觉，依然亮着大嗓门跟每个见面的熟人打招呼，还会忙里偷闲随口哼几句油曲散调或在小孩子们门前故意一转舌头吐出假牙，白森森的，逗得孩子们惊叫的惊叫，欢笑的欢笑，好奇心重的孩子围着他屁股直打转转，央求：“张爷爷，再弄一次。”

老张曾请人代笔写过多份入党申请，直到退休也还是个入党积极分子。他是实足六十岁办的退休手续，离校前一天，他坚持敲完了最后一遍熄灯钟。他手抚钟绳仰望着黑褐的铜钟，满脸眷恋神色，凄迷月光下站了很久很久，夜露漉漉地湿了衣衫与头发。这口钟他使用了二十多年，校领导多次要换成电铃，都被他阻止了。翌日黎明，他悄然地打点完行装，只与住在隔壁的我打了声招呼，便背着被卷提了木箱静静地离开了校园，一跛一拐的蹒跚身影慢慢融进潆潆晨雾中。

老张回家后的消息是零零散散传进校园的，说得最多的是他常携一柄铁锹沿路寻去，高出路面的骨朵铲平，缺口洼塘挖几锹泥填土。然而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张却于六十五岁时突然病倒并没能再爬起来。临终前，他颤颤地掏出一个布包，交给探望他的校长，声音微弱地说：“我攒的，党费。”校长想说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说，他不能伤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老张的追悼会是在学校操场上开的，全校师生都参加了。悼词准备得现成，内中免不了是对老张生时种种好处的追述和颂扬，这也是基层悼词的最大特色，表现出活着的人的宽厚与大度。校长只读了几句便不读了，他说：“老张敲了一辈子钟，最后我们就用钟声送他一程吧！”于是钟声当当当地想起来，浑厚而深沉，听着觉得老张的灵魂似乎也正随了钟声缥缥缈缈升融于蓝天，操场上一片唏嘘声。

老张献出的两千块钱，自然不能算作党费，也不便退还其子孙，拂了老人的一腔诚意，最后校务会研究决定，用这笔钱将铜钟换成电铃。

从此，校园里便有了清脆的电铃声的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