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之后，给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他们不能加速现代化，那等待他们的往往就只有落后挨打的命运。问题在于，要实现现代化，似乎长久以来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西化。很多国家其实都想“要现代化，不要西化”，但这么多年下来，成功者寥寥无几。这样，用沟口雄三的话说，“‘近代’这一符号被欧洲独占了。欧亚大陆的文明还未能找到表达真实的自我的符号。”（《中国的冲击》）
这样，在研究历史时，很多人也很自然地是从西方近代视角出发，从中寻找哪些是更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因素”。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都读到过，晚明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由于种种因素被打断了，换句话说，西方有的，中国社会原本也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自发实现现代化。日本学者岛田虔次1949年出版的名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其实也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在他看来，明末个人理性的确立标志着“人欲”挣脱了束缚它的“天”，这正像西方近现代启蒙运动中个人逐渐独立一样，只是中国的这条道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通，最终夭折了，所以称之为“近代思维的挫折”。这个思路已经突破了“中国停滞论”，致力于探讨有别于西方的历史叙述模式，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试图借用西方的概念来勾勒中国思想史的体系，用岛田虔次自己的话说就是“尝试着在中国里面读出欧洲来”。
日本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还有一种思路，那就是竹内好所说的“近代的超克”，这种观点主张，东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不需要和西欧一样，甚至还可以超越西方模式。对此，沟口雄三有两点质疑：第一，竹内好的近代观其实是欧洲近代的反命题，这意味着他的思路是受制于欧洲的；第二，竹内好把中国的近代理想化的同时，等于把日本的近代彻底否定了——这一点确实是，因为竹内好的历史意识本身就是借用中国来批判日本的，他自己就在日本战败后强调过：“日本历史在何处误入歧途？如果不把探寻这个问题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无从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
沟口雄三在《中国的冲击》中严厉批评：“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一直以欧洲的‘近代’为视角蔑视中国。其蔑视中国的强弱程度被作为衡量日本‘欧化度’高低的尺度。日本人不是通过与欧洲相比，而是通过与中国相比来衡量自己的欧化度的。甚至可以说，蔑视中国成了日本民族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意味着思想上的不同，一种亚洲自身主体性的确立。2007年，沟口雄三曾强调指出：“长期以来，亚洲自身的历史被扭曲地对待。……例如，朱子学被比拟为托马斯·阿奎那，其思想被作为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思维，人们要么认为为了近代思维的形成，朱子学的思维结构必须解体。要么把它肆意切割，用作战前民族主义教育的支撑。我们的意图在于，要把朱子学蒙受的各种陈迹清洗干净，依照把亚洲的事物置于亚洲历史脉络中的整体构想，让朱子学重新复生。”他所强调的“亚洲感情”本身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肯定性理解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