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限制
“现在的电视剧、电影虽然画面越来越好看、技术越来越高超，但是看过之后回去一琢磨，好像也越来越无趣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广电！”
“官方的限制只是其中一方面，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导演内心的限制。”
我面前的周钰斌意味深长地说出这番话。周钰斌是川大广播电视编导系的大四学生，一年前决定弃影从剧，励志当一个话剧导演。由于我记错了时间，上次的见面他被我放了鸽子，但丝毫看不出有一丝不悦。艺术学院的人总有种天生的孤傲，但这词放在他的身上不合适。
他执导的话剧《隔壁病房》刚刚结束新一轮的演出，而他建立的话世工作室也逐渐步入正轨。话剧与电影、电视剧不同，它可以不用因为顾及大众的口味而增加商业元素，话剧是个寻找内心、叩问内心、遵循内心这整个过程中的产物。空间的限制反而给予它更多想象的可能性，在这里，隐喻和未知通往灵魂的终极答案，在两个小时内带给观众狂吼的震撼、眼泪的真实、大笑的无奈，以及喘息的空隙。
周钰斌正是因为这些而选择了话剧，当然，他在创作以及修改《隔壁病房》时也经受了一次次自我叩问。隔壁病房讲述的是一对夫妻的故事，丈夫偶遇命运之神并得知自己将与妻子一同赴死而决定躲进精神病院，永世不与妻子相见。妻子因为认为丈夫只是隐形了别人看不见而同样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第一版故事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它抓住了命运之神的话的一点疏漏，让妻子与丈夫见了面，一切又恢复到从前。但周钰斌想想，还是改了这个结局。“丈夫与妻子在隔壁的两间病房中，阴差阳错地一起死了，死前他们也再没见一面”。我说这第一版结局不是很好吗？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是所有人希望的结局呀。他说：“导演不能因为自身对结局的无法面对而故意寻找和拼凑一些巧合，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不动人的。”这也是他对本文开头那个问题的回答，很多结局是需要勇气去面对的，它们会让人觉得不适，对创作者尤其是。但如果创作者只是一味讨巧，去回避对最终答案的揭露，艺术作品永远就像小丑一样只会奉承与服侍这个社会，只会成为社会娱乐的附属品，而真正的艺术是需要饱含热泪的，它引领人们不断进步又不断在进步的路上接近心灵，这热泪里有冷静与克制，也有疯狂与偏执，它应该是自由而独立的。
为什么是话剧
周钰斌大二的时候，一个老师教他们话剧，结果第一堂课，二话不说就让他们写剧本，分组排练，第二堂课上全班表演。从始至终，老师并没有教任何理论的东西，给出的唯一指导性评论就是：“嗯，这个有意思！”就这样写一周演一周，一学期下来每个组都出了六七个戏，期末大汇演的时候每组选出两个最好的戏，在川大最大的剧场里表演，连演了两天，这两天被艺术学院的学生称作“疯狂的两天”，周钰斌对话剧的热情就从此开始。
“一开始对老师还挺不满意的，觉得这老师当得挺轻松，一学期啥都没教还净看我们演戏。期末演完了才发现，这老师绝了，话剧真是绝了！”
学了这么多年编剧，发现在课堂上学到的都用处不大，“说实话，你如果看过了希尔菲尔德的三部作品，就完全具备了当编导的理论知识。”周钰斌觉得，大学里的课程中，就那个“疯狂”的话剧课最有用。
本土化的话剧
在中国的话剧界，高产且质量合格的有赖声川、孟京辉、林兆华、田沁鑫等人，而最被大众熟知、并被大大小小话剧社团改编的还是孟京辉。北京的小剧场里聚集着全京城的文艺青年，话剧市场是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一遍遍上演的却是孟的先锋话剧，当先锋变成了一种平常的状态，到底是话剧出了毛病，还是看剧的人出了毛病？
周钰斌一直在寻找 一种戏剧本土化的状态，荒诞的先锋只是属于达里奥福的，中国的话剧人一味模仿也只是学到了个华丽的空壳，注入不了真正的本土的灵魂，孤零零的。人长大了，总是要找到自己的风格。
往小了说，他想找到成都本土的话剧的可能性。其实这可能性一直存在，成都的闲散气候与缓慢节奏是艺术活动的温床。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话剧团体，这让周钰斌看到了机遇，决定扎根在成都，剥开这座城的雾霾外衣，仔细嗅嗅这个城市里孤独的灵魂与火热的海椒。
周钰斌接下来的计划是留学英国，去见识见识成熟的话剧与戏剧体制。留学后他会回到成都，继续寻找他的灵魂与海椒。
我想我是很羡慕周钰斌的，他大学中所学的、以后想要从事的工作都是他所爱的。我想这就是他与其他艺术学院的学生的不同之处，他不孤傲，但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