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
国家总是试图清晰化、简单化和标准化地方的多样性。
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说明地方知识和实践作为一方，国家管理制度作为另外一方之间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自始至终贯穿本书。从国家的视角看，在每一个事件中，在原来形式下的度量衡和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实践都是“不清晰的”。它们显示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纯粹的地方利益。
铸造清晰性的工具：流行的度量，国家的度量
原因：
其一是每个地方会有每个地方各自的度量习惯，例如，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如果问到“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回答往往是“煮三锅米饭的时间”。又例如，在19世纪法国，一块土地的大小往往被表述为多少摩根（morgen）或折诺斯（journals）（都表示工作天数）以及需要哪些类型的工作。爱尔兰的小农场被描述为“一头牛农场”或“两头牛农场”。
这些各式各样的习惯“地图”不一定按照表面积，而是按照工作和产出的单位、土壤类型、可接近性以及满足生存的能力等建立景观。丈量单位是地方化、利益指向、具有特定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的。国家担心的正是这种混乱不堪，使得其对地方的认知和管理极为困难。
其二，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发现，统一地方的度量单位与是否能顺利并更好地收取赋税有关。这就关系到了度量的政治学。贵族和教士发现，直接增加封建赋税是很困难的；不同的缴纳标准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哪怕是在习惯基础上很小的增加也被看做是对传统的严重危害。例如，在早期欧洲，谷物是如何被倒进筐内（从肩的高度还是从腰部的高度倒下？前者更加紧密一些。）是否潮湿，容器是不是要晃动使谷物更紧密，最后，筐上面是否要刮平或者保留高出的部分也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争论。
不统一度量单位遇到的挑战：
简单地将地方实践编纂起来，制定出一些换算表的努力很快被基层的迅速变化所超越并失效。国家或者要冒险将地方情况严重估算错误的风险，或者要严重依赖地方追踪者的建议，也就是依赖国王议会中的那些贵族和教士，而他们立即就会抓住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
不统一度量单位的后果：
由于国家只能在各种简单的信息、流言和反映自己利益的地方报告中摸索，因此它的反应往往是滞后和不恰当的。
如果国家只有不精确的情报，那么国家积极努力地征税、征用军队、缓解城市短缺，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都会导致政治危机。
效率的极大降低，达不成财政目标。
来自国家有效的监督和可控的比较都是不可能的。
统一的阻碍：
1、地方权力集团的反抗。制定和颁布地方度量标准的特权能为贵族和教士带来物质利益，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2、当地人民的反抗。在推行统一的标准的过程中，在官方系统之外，公制单位推行很慢。尽管颁布了法令禁止在商店中使用突阿斯尺，要用公制米尺代替它们，但是公众仍然使用旧的系统，经常在公制米尺上刻上旧的单位。甚至到了1828年，新的度量单位还主要是在法律领域，而不是实际生活领域。
促成统一的因素：
市场交换的扩大。官员和重农主义者都相信统一的度量是创建民族市场和推动理性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
世俗观点和启蒙哲学都希望在整个法国实现单一的标准。
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王朝的建立促进了法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度量系统建立。
统一后的意义：
从一个由一群不可比较，只有当地居民才熟悉而对外来者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小社区所构成的社会中，产生一个清晰的单一民族社会，这种观点的在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问题不仅是管理的方便，还有来自其人民的转变。“风俗、观点以及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引导出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取向的大社区的产生。”抽象的平等公民概念将创造出新的现实：法国的公民。度量制度的统一制式更大简化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保障所有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他们不再仅仅是领主和君主的臣民，他们都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