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里转了一个回顾千禧年的帖子,触发很多感慨。
十七年前的千禧年元旦前,硕士刚毕业,还在大学党办工作,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寄简报给水利系统全国厅级及以上的单位,每次糊信封的时候就特别懊恼,觉得人生没有价值。一个学生兼好友回来看我,就在党办里,我们不约而同表达了对时事的失望,当时的感觉就和现在对中国充满希望一样强烈。
那一年刚结婚,但是妻子硕士还没毕业,于是分房子时我远远排在刚毕业的学生后面,却不懂也不屑去活动一下,这是我离开学校的动因之一。我们借住在学校在清凉山下的房子,每早与邻居一起被健身吼的大爷吵醒。有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后来还丢了一辆,于是去堂子街买了个二手的,体验了当时的自行车地下产业链。家徒四壁,有一个很旧的木衣柜也是借来的,妻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把衣服整理齐整,很有成就感的放进去,而这严重刺激了我--男人应该给老婆买好的衣柜。
那一年弟弟刚毕业,来南京实习后自己找了工作,混迹于珠江路。而今他在这个城市比我还要如鱼得水,我则越来越乡土了。
2000年绝了对仕途的念想,不糊信封了,转到商学院作老师。那时备课要到夜里两点,早上强迫自己吞咽早饭,八点到教室开始上课,一天最多要上六节课,浑身上下萦绕着咖啡的清香。有机会跟着教授作几个咨询项目,一年可以多挣一两万,那时每多挣一千块就奖励自己吃一个汉堡包,当年可以连吃四个汉堡。很喜欢作老师,受学生欢迎,作学问也渐渐入门,但是发现仍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2001年辞去了八年多的教职离开学校,到企业任职人力资源部经理,年薪十五万,开始了在企业中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