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分享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
李鸿章之鼎鼎大名，国人皆晓，然多数人不晓其背后之苦涩，为其作传的梁启超亦是闻名至今。为何梁启超要为李鸿章作传呢？以我个人观点揣测当有那么两点。
第一，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自然而然生出惺惺相惜之感。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希冀为国家病症出一治病良方。梁启超主持维新运动，也是基于救亡图存之目的。然而洋务运动以甲午海战失败而告终，维新变法更是百日便告终结，梁启超言：“吾敬重李鸿章之才，可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及“李为时势所造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由此可见，梁启超应该着实对李鸿章怀着敬佩与惋惜之情。
第二，言李亦为言己，叹洋务亦叹维新。依上言，梁启超“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何尝不是为自己空有报复才华而不得施展的抑郁找同病相怜之人抒发。李鸿章是时势所造英雄，他亦是，故而他说：“古往今来，时势所造英雄多，造时势之英雄少。”当然，谈及洋务运动和甲午海战，梁启超不自觉地贬李褒己。谓：“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李以为中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又谓：“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除固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于下而非发于上。”可见，梁启超仍然在透过李鸿章来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并且因为“百日维新”的破产，也让梁启超的观念出现转变，“其机恒发于下而非发于上”这句话倒是有些类似于革命的口号，以人民大众为改革的起点，由此观之，梁启超已经开始将观点转到由暴力革命来建立君主立宪制，不再看好温和的改革。
除上述揣测之言，余还以为，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描写是较为理性和全面的，他没有像当时许多人将李鸿章一竿子打死，而是找到了一些理由来证明李鸿章虽有错，然并不是万死难恕。如他所言，在甲午海战中，李鸿章就有十二咎，然而他又谓：“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以一人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梁启超对李鸿章经历的大小事件，极尽可能地将事件翔实化、数据化。从经济、政治、外交等诸角度对李鸿章进行论述，二人又时代相近，实可以做研究李鸿章的二手史料。
梁启超所言：“放眼当时整个中国，几乎很少有人能做到李鸿章的地步。”这句话我是非常赞同，不说当时，但说现在的中国，将一人放在李鸿章的时代，李鸿章的位置，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李鸿章的地步呢？几无人能望其项背也。看人时眼高，视己时手低。莫要不依不饶地口诛笔伐李鸿章，李鸿章之无奈少有人见，无奈于政治黑暗，皇权专制，慈禧太后更是贪图享乐。外国的坚船利炮更是打的他无处可逃，谁能想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要腆着老脸去求和呢？不要多怪李鸿章，要怪更要怪那个吃人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