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写日志这种东西了。以前在QQ空间时代，每每看书有点心得体会（其实是生活上有点情绪波动），都喜欢写一篇日志之类的东西来直抒胸臆。后来大家都用了微信，有了公众号这种东西，也曾经想过经营一个自己的小号来记录生活和学习的点滴，但总因为各种懒惰而放弃，代之以一两条文不从字不顺的朋友圈。今天写这篇小文的动机呢，纯粹只是因为听了社人院开的一门系列课程（的第一节），请来的是赵鼎新老师。恰巧在朋友圈里面看到这则消息（感恩发布消息的马老师！），下午没课又啥事都不想干，冲着赵老师的大名就跑过去凑了凑热闹。结果发现果然是不虚此行。很久没有这样在毫无困意、毫不走神的状态下听完整场课的经历了。听完觉得里面有太多值得咀嚼回味的东西，同时也有一些存疑的地方。我思忖着吧，这样如果自己有理解不到位或者疑惑的地方，兴许还能获得一些指正，所以就写了这么一篇同样文不从字不顺的小文。不过，社人的冯仕政院长介绍说，这个系列课程最后会编成一本教材，以飨社会学界。我也不知道现在自己写出来算不算是泄露什么机密（开玩笑了，应该也没有人会在意吧）。如有，立删。

赵鼎新老师的著作其实我一本没读过，只是去年偶然看过他的一篇文章。那时候我对还原主义还有点兴趣，所以就看了看文献，刚好看到他的一篇《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也算是解答了心中的一丢丢困惑。

话休絮烦（发现已经絮烦了五百字了）。捡重点说吧：本节课的内容讲的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强调了研究问题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赵老师指出，研究中如果没有问题，就没有视角，乃至没有方法和材料可言。任何一个案例，哪怕小如一场婚宴，研究者不论如何描述，都无法反映全部的事实。任何一件事，根据研究者当时的心情、所处的环境等等因素，可以衍生出无穷多的信息。一个实体或结构是否在互动过程中已经存在或出现，行动者、网络、行动或事件是否重要，都取决于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类型——总之，没有问题，就没有资料可言；如果不懂得发问，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如何发问呢？有三类发问方法：如何（how），为什么（why），以及是什么（what）。“how”是一个时间序列过程，强调的是时间维度中的拐点，体现了除归纳、演绎外的第三种逻辑——回溯逻辑；“why”讲究的是一个因果逻辑；“what”则是对某一具体事物或现象的定义。

这三种发问的方法孰轻孰重呢？“what”是基本功，是对时空、定位、情景进行的描述、抽象和总结。“why”是最重要的。“how”经过学科化以后就成为了历史学，“why”经过学科化则是社会学，这两种学科构成了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语法。但是时间和因果的逻辑本身是存在内在矛盾的。比如说dang史撰写的逻辑，如果问“我dang为什么会成功？”云云，按照“how”的时间逻辑，就是寻找历史上的诸多拐点，比如一大的召开，二大的召开……换做“why”的因果逻辑，就是用一种结构的视角来解释：我dang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等待。其实如果结构的因果逻辑成立，那么时间逻辑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但两者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的，好的研究者就能够对它们进行整合。

“how”一类问题的弱点就在于：很难避免描述的个体化倾向，在方法上无法排除肤浅的观察。比如说关于土改的研究，传统叙事可能会将其描述成“翻身农民斗地主恶霸”，历史记忆叙事会描述成“懒惰农民斗勤劳地主”，西方叙事会描述成“现代国家建构运动”，且不论孰优孰劣，这些都是历史的叙事方式。而“why”一类的问题，就能看到更多的问题：比如老根据地的土改相对不极端，广东很极端，福建土改的斗争对象往往是宗祠，江南土改“小土地出租者”成分多，农户难发动的地方首先被动员起来的往往是社会边缘群体……在看到大量信息的基础上，才能看出复杂，能分出更多的层次，可以做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比如赵老师所言的social embedding，这里不再赘言）。总之，“why”问题能够帮助人们观察到事物内部的复杂性，促使我们进行比较；虽然问题的提出肯定会受到提问者价值观的影响，但对问题的回答却是可以做到价值中立性的；另外，这种top-down thinking的模式可以让人很快意识到什么是有意义的材料，什么是与你问题意识相关的因果关系。

但是，并非所有的“why”问题都指向因果关系。主要有五种。一是非因果性的问题，比如你问“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这样说”，答案可能是“因为吃饭对你好”，“因为这样说有礼貌”，这种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责任、命令、习俗或者规则。

二是无聊的问题，或者说毫无信息含量的问题——对某一领域的知识越肤浅，问题就越没有信息。比如“为什么中国的扶贫计划在某些地方成功，在某些地方不佳？”

三是过程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会摔倒？”这是指上是一个“how”的问题，背后的逻辑不是演绎和归纳，而是溯因。一个好的“why”问题提出前，提问者对答案必须有一个猜想，也就是因果关系的假设。这种机制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发现某种general mechanism（比如价格机制），而不是ad hoc mechanism（那我感觉管理学中绝大多数权变理论都中枪了）

四是具有“不能成立的隐含假设”的问题。比如这样一个问题：“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但为什么年轻人仍然对历史知识丧失兴趣？”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的假设：第一，信息获取成本下降必然可以带来获取知识的兴趣上升；第二，所有人都应该喜欢历史。这两个隐含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再比如这个问题：“在传统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下，为什么依然有造反事件？”这个问题和前一个的毛病是一样的：提问者并不真正了解儒学，他将儒学视为一种纯粹保守的功能学说，实际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说，已经包含了“角色”和“责任”两方面的内涵，这种应然性深入人心；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候，角色与责任脱节，才更容易激发反抗（这里面也蕴含了social embedding）的内涵）。

五是答案过于简单的或发散的“为什么”。按我理解，就是所谓的“Y”研究，关注因变量，想找出大量的因变量，但是那么多原因或影响因素，其实是无法穷尽的；或者即使可以穷尽，答案也太过显而易见了。

比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有些艺术家及其作品被广为追捧，如马蒂斯、梵高……”，第二个是“虽然任何试验都无法证明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在音质上有什么特殊的有约，但它仍被业内外人士推崇备至，这是为什么？”前一个问题就比较发散，可以列出很多原因，比如艺术风格、艺术家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等等；后一个问题的信息量就比较大，提问者首先知道现象的存在，而且问题也相对集中，相对不好回答。

总结来说，优质的“why”问题包括六个要素：（1）问题中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大；（2）对案例差异有准确的测量；（3）对导致案例间差异的原因，有一个或多个机制性假说；（4）问题背后没有不能成立的假设；（5）答案不能太显然、太发散；（6）案例在经验、理论上的重要性。

最后是个人总结。资质愚钝的我不能“闻一以知十”，也升华不出太多的心得，大概就关于三方面吧：

第一是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其实在此之前，我们老师就一直一直强调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我似乎多次表示出对理论的过分推崇。记得本科时参加小创之类的活动，pre的时候老师们最常提的一个问题就是：so what? 用了xxxxxx的方法那又能怎样，是在玩数据吗，理论呢，如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还有就是也听过一个大咖的讲座，认为最好的研究就是从理论出发，其次才是问题，最次是方法。天生驽钝的我误读了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和良苦用心，后来看任何文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篇文章用了什么理论，或者这篇文章对理论的介绍和升华是不是太少了？然后看文章的结构，思路，方法，结论，唯独没有关注问题。其实细想起来，问题是核心，理论和方法都是工具。而理论援引和理论升华本不是一回事。一直以来，自己提出的问题不仅无趣（可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会这样），同时确实是将问题、理论和方法的角色本末倒置了。但问题有千千万，最后也都将会是通向理论的起点。即便是很好的“why”问题，如果不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最终也不过是一个case而已，甚至很难成为case study。其实这也是我导跟我强调的，理论贡献有很多种，回顾理论、澄清理论、重复验证理论、扩展和深化理论、重构理论、批判理论、借用理论、混合理论、整合理论、再聚焦理论、乃至于创建自己的理论。而最好的理论贡献，往往都源于问题。

第二就是问题本身的价值性。从“what”到“how”或者“why”，这里面肯定有一个积累和铺垫的过程。如果说因果逻辑是最好、最重要的，那绝对离不开对现象清晰的了解、描述和概念化。就如韦伯所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忽忽如狂，是因为发现了“概念”这一科学认识最伟大的工具；苏格拉底自觉认识了概念的意义，发现了诸如美德、善良等概念，通过把握它们的真实存在，进而指导希腊人如何做人；在希腊精神的基础上，文艺复兴开启了理性实验的大门，这才为后世千百年的科学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法和道路；然后人们才能去发现问题、解释问题。赵老师也说，好的“why”问题本身是包含大量信息和一定假设的。“why”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就比“what”和“how”重要，而是因为它本身包含了“what”和“how”的大量信息和工作，然后加之以因果逻辑的审视与叩问，因此比单纯的“what”和“how”要更为丰富，更为厚重，也更为生动。

第三是不同学科的问题意识和学科自觉性。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了。社会科学彼此之间确实不该有太多的界限，但每个学科也诚然有自己的关注点和话语体系，否则不成其为学科。比如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不仅关注问题本身，还关注要如何解决问题，这是由学科性质决定的。对于研究者而言，发散性的“Y”研究不是个好研究；但是对于实践者而言，一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的因果关系和相关机制，对现实问题似乎无济于事。有道是“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如果仅仅寻求现象和本质性的东西，可能就是“信著全无是处”了。10月份在我们院开的一个“小切口·大问题”工作坊，张成福老师说相较于理论和方法上的争论，当今公共管理学界应该更加深入地探讨如何界定问题，哪些是真正的问题，哪些问题应该密切关注并提上议程，哪些问题应该放手由市场去解决……这可以说是带有鲜明的公共管理学科色彩了。不过，牟宗三先生也说过，迫切地想要解决问题本身，往往无法解决问题。所以这里面还是需人自己权衡。

最后的最后，我觉得这个课真的蛮有意思的。我自己写的这些有的没的，说得不对、表意不清楚或者思考没有意义的地方肯定很多。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呢？一方面诚然是我今天晚上什么也不想干；另一方面呢，虽然我自己是一个高度不自信的人，一个没什么想法、有想法也表达不来的人，但是在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的两年内，还是想改一改从前只看不想、只想不写、只写不说、只说不做的性格，尽一尽一个学生的本分。希望这不会是这个小号的最后一篇文章，2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