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写道：“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于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还未被发现，或人们还未论及它的本质。然而，是否可以断言一个作家只能谈论他自己。”

  昆德拉的追问是对文学之“我”的追问，毫无疑问，对“我”的态度决定了文学作品的高度。

  以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的伤痕文学为例，作者大多耽溺于个人的悲惨命运，文学创作成了宣泄的工具，文学价值大大缩水。多年以后，当我们读到书中人物撕心裂肺地挣扎时，却找不到一个共情的平衡点，只留下一个“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囫囵印象。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王小波就高明得多，他的《黄金时代》同样以文革为时代背景，却一直到1994年才公开发表。他用时间冲淡自己，把那些理性的、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人性追问留了下来。至于故事情节，则将感受权交给读者，把自己置于局外，终成经典。

  既然这样，是否可以理解为“我”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文学的窄化，最伟大的文学不需要“我”？

  回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借用他的轻与重的哲学命题大概可以回答：

  如果把“我”的存在看作文学之重，“我”的隐藏看作文学之轻，负担越重，文学就越贴近现实，当文学被压进现实，文学就不再是文学；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文学就会变得无比轻盈，就会飘离现实和现实中的生命，它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因自由而没有意义。

  由此看来，所谓“无我”的境界也是必须建立在对“我”的存在的肯定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的。

  然而“我”未必只是是“我”，“我”也不是突兀的一座孤岛。村上春树曾说：“小说家，是以多观察，但只稍下判断为业的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不是超然遁世的，他的心是通透的，他的淡然是在洞察了全部，承受了生命之轻重后的升华。所以他的文学之“我”一定是大“我”，这个“大”是绝对意义上的，它甚至包括“小”。

  看回昆德拉的追问，即使作家只能谈论他自己，也未必会带来不能承受的文学之重，一切取决于他的文学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