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阿聊。
被砍医生陶勇出院了。
两个多月前,北京朝阳医院,一名男子持刀进入诊室,眼科医生陶勇连中数刀,被送进ICU抢救。
回顾当时,陶勇形容,那是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如今虽已出院,但,陶勇的左手,依旧没有任何知觉。
他告诉记者,要想恢复手的知觉,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甚至更久。
而回到过去那种眼科医生的生活,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然而医者仁心,当再次提到这件事,陶勇说,「我不恨,只是不能理解。」
不仅是陶勇,我们也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同时,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为了陶勇,也为了千千万万个医护人员。
被砍伤:人生的至暗时刻
2020年4月,出院后的陶勇,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复建。
一向沉稳克制的陶勇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面露痛苦。
他闭着眼,一边跺脚,一边直呼:「太难受了!不弄了!不弄了!」
为了防止陶勇的手臂肌肉萎缩,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医生要用电流去刺激。
而电流产生的痛感,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4月中旬,陶勇发了一条微博,吃馄饨的时候,手被烫伤了。因为没有任何知觉,所以感受不到热,手被烫出水泡了才知道。
这条微博,言辞之间没有太多情绪,但这张图看了,却让所有人止不住的心疼。
如今的陶勇,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康复训练,没有知觉的手,甚至,未来能够重返手术台,都是一场未知。
这一切,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
2020年1月20日1点,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出诊时被砍伤。
当时,凶手从医院的7楼一直追到6楼,直到保安来了才被制服,陶勇的左手前臂、手掌的神经 、肌肉、血管都被砍断。
用陶勇自己的话来说:差一点「命丧黄泉」。
陶勇在抢救室醒来,得知行凶者是他曾经治疗过的一名患者时,他感到震惊。
陶勇想不通是为什么,「我保住了他的眼睛,可是他却要杀我。」
回忆起治疗他的过程,陶勇说:
我当时知道他是怀柔来的农民,所以当时别的大夫带他过来找我复查的时候,我没有让他挂号,没有收费,连打激光也没收钱。
陶勇天生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受伤前,陶勇已经完成了15000多个手术。他的专业是复杂的眼底病和葡萄膜炎,很多别人觉得棘手或不愿治疗的病人,都会转到他手上。
即便如此,他几乎不限号,有时会为病人垫付医药费,甚至退还挂号费,「从穷人身上挣钱,我过不了内心那一关。」
采访中,记者问道:像你的手现在这种情况,对眼科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陶勇说:意味着放弃过去那种生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但是,放弃手术台,并不意味着放弃治病救人。
之后的话,希望能把团队搭建起来。或者是把我的科研项目推广,那样才能够造福更多的人。
从医苦:我的同学,都放弃做医生了
从医的确很苦。
陶勇说,「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经放弃做医生了。」
做医生需要不停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还得值夜班,甚至有传染病的风险。我看病的时候,多少次就想一咬牙,一跺脚,这个病就不想看了。
所有人都知道做医生苦,但并不知道做医生有多苦。
纪录片《中国医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44岁的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过了零点才下手术台,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最多的时候,他曾连续做了16台手术,从早上做到次日凌晨五点才下手术台。这样的作息,让朱良付害怕,会这样突然猝死在手术台上。
但他面对镜头,又说了一段非常让人动容的话:
但是我不能死,我现在是一个主任医师,我们国家,差不多要用25年才能培养出来这样一个的。
「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朱良付已经不仅仅把医生当成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义务、责任,和信仰。
从医是他终身的使命,也是他在即使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不能够背弃的信念。
同样在深夜下了手术台的,还有南京鼓楼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
他曾开玩笑地说,「心胸外科就得是身体最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
镜头记录下了他一天24小时的生活,他站立工作了17个小时。
但医生不是神,即使他心甘情愿,终究不是铁打的身体。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给王东进带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颈椎病。
最严重的一次,王东进疼得根本动不了,只能戴着颈托给患者做手术。王医生调侃,自己快成半个残疾人了。
不得已之下,王东进向医院申请了一个按摩椅,放在杂物间里,每次下手术台后,他会过去躺一会儿,休息片刻。
这十几分钟,就是他最幸福的、放松的时刻。
王东进是一年实打实365天无休。
工作日,他在手术台、住院部、门诊部三点一线。周末,他要参加、学术会议、下乡讲座和义诊。
英雄的话说多了,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用不完的力量。
可是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英雄,脱下白大褂,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会累,会紧张,会无能为力。
我们曾经很多次的歌颂过医生,悬壶济世,药到病除。
但别忘了,他们也只是个普通人,他们也有做不到的事。
期待可以,但别去苛责。
医患间:信任才能创造奇迹
昨天,陶勇医生再一次上了热搜 ,原因是,他在节目《无话不说》里坦言:「最近这些年,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了。」
外界赋予了陶勇很多光环,但他却更想面对自己。
比如他说,有时会拒绝「你明知道有可能会闹事的病人」。面对一些棘手的病人,他曾犹豫是否应该救治,害怕担责。
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惋惜,但是无法苛求。
因为,患者伤医的新闻,这几年,我们看得并不少。
去年12月24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医生,在医院里被患者家属残忍杀害。
今年1月29日,在抗击疫情的定点医院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名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其中一名医生因为被撕破防护服而感染了新冠肺炎。
上个月7号,广州荔湾区某医院内一名男患者殴打一名护士,导致护士脸部和手臂受伤。而这名男子却说,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伤医的新闻,实在太多了,而这些,还仅仅只是被媒体曝光的部分。
医疗平台丁香园近期做过一份调查——
85.2% 的受访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或科室发生过患者暴力事件,而只有 29.3% 的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后续采取了相关保护措施。
一位医生网友也在微博上说:
以前是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保护自己,自己不被砍,不被投诉,不被骂,才能给病人看病。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医疗环境,更不是我们想要的。
在采访中,陶勇做了这样一个比喻——
医生和患者,就像两口子,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如果两口子之间互相藏着小心思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坎儿都有可能把他们拆散。
只有互相信任,才能战胜疾病,才能创造奇迹。
陶勇觉得,作为伤医事件的幸存者,他有责任呼吁社会关注医患关系。
那么我们呢?作为有可能走进医院的患者,我们当然也有责任,共同去维护这一份信任。
有人说,对于医生,别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更别在他们不能成为神的时候伸出刀子。
我们很难想象,当拿着匕首的人一次次冲向拿手术刀的人,还有多少医生会变得越来越胆小。又有多少颗济世救人的心会从此熄灭。
不要遗忘,更不要再出现下一个陶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