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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一名真正的记者，但在企业中做了很多年的宣传工作，与记者行业有了很多交集，每当电视上出现被采访者落泪时，我都会自动脑补，这是个自然镜头还是被记者用料激发出来的？因为当年，我曾为了一个这样的镜头而费劲口舌，甚至有意去触碰对方的痛处。

那几年，单位组织了结对子助学活动，大家集体捐款救助了贫困山区的几名失学儿童，每年都会带着学费和一些学习生活用品去看望那几个孩子，该事迹被评为当地的“感动事件”，需要拍摄一个3分钟的记录片。

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要再次奔赴山区，只为拍足片子所需的镜头。整个拍摄过程比较顺利，在进入贫困家庭采访时，感觉欠了些火候。被采访的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小丽（化名），正在读初中，她的基本情况是父亲重病去世，母亲有精神障碍，无法实现与人正常交流，需要长年吃药，就是在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家里，土坯墙上贴满了奖状。难得小丽有一个乐观向上的心态，但我深知，这次的采访必须要有一个感动点。于是便与小丽聊起了家常，旁边的同事也悄悄支起了摄像机……

为了逼出她的眼泪，我也是拼了，我开始询问她父亲健在时家里的情况，小丽说当时父亲能够干农活，农闲时还能干些瓦工的活，有时候父亲干活回来还会给她买一些糖果，我一步一步地逼问，询问她记忆中与父亲最美好的时刻，并映衬她当前家里无比窘迫的情况，还追问她如果辍学了自己能干什么，终于，她的眼泪一骨碌一骨碌地流下来，说起来了与父亲很多温暖的细节，并感激救助她的叔叔阿姨，让她能够继续上学……

目的终于达到了。一切仿佛完美，收工。

小丽在送我们出门时，脸上还有哭过的痕迹，并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向我们挥手。

返程的路上，我说，我是不是太狠了，这么个活泼爱笑的姑娘非让人家哭了一场。同事说，但咱需要这样一个镜头啊，否则片子做出来怎么感人啊！我也这样安慰了自己。

事隔多年，我总是能清晰地记起小丽那张哭泣的脸庞，眼泪溢出眼眶再骨碌滑下来。内心总是自感内疚。

经过时间的积累，目睹了很多类似的场面，仿佛也变得习以为常，去医院看望伤病人，去给考上大学的贫困生送助学金，逢年过节走访贫困家庭，经常遇到自然而然就很扎心的泪奔场面。没有特别的需求，我也从未去做“逼哭”的事了。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企业走访部分患重病的儿童，为他们送救助金和儿童节礼物，有一个男孩叫小光（化名），长得帅气机灵，深得在场人员的喜爱，还会给大家背唐诗，可怎料这个男孩患上了四百万分之一概率的怪病，每天依靠一种进口药维持。早些年，患这种病的儿童往往是因为药物缺失而自然死亡，但是现在有了药，虽然昂贵，父母却拼尽全力延长他的生命。为了不让儿子受到周围人的歧视，父母对外隐瞒了病情，一年之后昂贵的医药费已经超过了家庭承受能力，于是才求助了企业。我拍下了孩子天真的笑脸，也拍下了给他递救助金和赠送礼物的照片。在摁下快门的那一刻，我想这是一张非常好的新闻片子，甚至想好了往哪家媒体投放。

回到办公室，翻看着照片，我突然有了一点不安。如果照片发出来，对孩子无疑是一种伤害。我不能为了一条新闻去伤害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第二天，孩子的母亲辗转打来电话，先是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怯怯地说，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儿子的病情，我一听，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并让她放心，照片不会在任何媒体发布。我放弃了这条新闻，但一点也不觉得遗憾，甚至内心还有一丝踏实。

很多时候，你知道别人的痛处在哪里，有意避开就是一种善意，刻意提起就是一种伤害。

记得一本书里曾经有这样的篇章：

尼桑曾说：“如果我们学会使自己更加愉快，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给别人制造痛苦，不要有折磨别人的念头。”

通过宣扬别人的不幸而盗来的幸福感终归是不长久的，伪善的谎言一戳就破。最好的教养在于，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人的伤口上。台湾漫画家朱德庸有一本漫画《大家都有病》，说的是这样一种现状：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一些伤痛前行。

这些伤痛代表曾经失败、不堪的自己，是每个人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它们和身体的隐私部位同等重要，如果被强行剥开，无异于强奸。所以不要轻易触碰雷区，你没有资格“帮助”别人认识到痛苦。

任何无关痛痒的义愤填膺，都是“不需要深度，只表达态度”的个人作秀。

无论你的目的是鞭挞人性还是宣扬正义，不拿他人的痛苦当消遣，不拿他人的痛处当谈资。愿意帮忙，就伸出援手，但事后请不要随意炫耀。这就是教养的体现。

很多年过去了，我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也几经变动，与小丽和小光再也没有过交集，甚至从未得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小丽是否已经学业有成？小光是否已经康复？只想他们的那些痛处能够慢慢愈合，然后拥有一个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