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是一名地道的农村老妪。
姥姥好高好高，雪亮亮的短发齐刷刷的梳好，棱角分明的脸上整齐的排布着硬朗的五官，挂着茧子的双手上清晰的爬满了时间的脉络。
姥姥很少出门，她常常坐在炕沿，哼哼河北梆子，缝缝小鞋，看看炕上的我，等待着窗外透进的阳光从炕头挪动到炕尾。
姥姥家很简陋，和那个时代的大多农村老人家一样。砖砌的地面和灶台没有石灰和瓷砖的遮掩，堂而皇之的生活在我们的视线里；原色木柜的表面浸入了一层黑，在泛黄的白炽灯光下，显出一种似有似无的醇厚；窗户的边上粘着一层旧日的报纸，当时的新奇事，早就伴着它身旁的日升日暮，老成了明日黄花。
姥爷是一名退伍军人，因剿匪时的枪伤离开了部队。在我有记忆之后，他便在我们当地的初中“看大门”。每天，他都会在学院捡回很多废纸瓶罐，然后登上那辆红黑相间的老三轮，在吱吱呀呀声中，满载而归。
很少出门的姥姥每天就又多了一份整理“战利品”的工作。
首先是晾晒。找一个阳光和煦的好时间，将捡回来的纸张放置在满地的阳光上面。在太阳的烘焙下，本来微潮的纸张都“咔啦啦”的蜷缩起来，将偷偷吸来的水气重新吐还给大自然。等到人踩上去，纸张都能发出“咔吱咔吱”的脆响，太阳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然后是整理。姥姥坐在马扎上，把两根绳子一横一竖，一上一下的摆在地上，然后将先前委屈得蜷缩起身子的纸张放上去，像安慰小孩子那样将他抚平，正面一下，反面一下，然后将另一张码在他上面，周而复始。一张一张，一层一层，时间就在这纸塔“哗啦啦”的成长中溜走了。等到一座纸塔长高了，姥姥便用底下的两根绳子将这些纸的命运牢牢的固定在一起，纸塔的成长也就戛然而止了。
我有时也会坐在小马扎上，看着姥姥和纸张。虽是废纸，但其中不乏拨动我好奇心的文字和图画。经常，我的目光就偷偷地游历在满地的宝藏中，每当发现一星半点的可疑之处，我便会迫不及待地扑上去，去看看那偷走我好奇心的始作俑者究竟是何方神圣。
曾经表哥帮姥姥整理纸张，在某个稀碎的片段，在我模糊懵懂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给夹在里面的纸浇上点水，卖的时候，份量更足，能多卖点钱。”
“那哪行呢。”
片段的前后左右，都已模糊不清了，唯一清晰的，只有两句独白，和姥姥质朴与疑惑的憨笑。
可能是那个时代固有的童真，亦或是姥姥自己的纯粹。我想，姥姥一定是觉得，纸弄湿了，还要再晒，很麻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