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状态下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特点举隅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不仅是对我国综合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而且也是对新闻报道与舆情处置的一次考验；疫情防控的过程既是国家智慧、国家实力的展现，也是各级各类新闻媒体信息传播、舆情处置能力的集中展示。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疫情防控报道与传播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值得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本文就此略举几端。
[if !supportLists]一、[endif]信息传播场景化、智能化突显，形成明显的传播优势
作为媒介融合核心特点的信息传播场景化、智能化，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集中而显著的体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疫情爆发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央媒，以封面新闻、财新等为代表的地方及市场化媒体，以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资讯平台，纷纷上线实时疫情地图、紧急寻人——疫情患者同程查询、智能辟谣平台、AI视频剪辑、防护用品企业在线查询等各种‘云服务’，极大地便利了读者与群众，有效地提升了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与基层治理的效率与水平。”这正是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在新闻信息传播方面的充分利用。只靠文字、声音或简单结合的信息产品，不仅逐渐被边缘化，而且很难引起接受者的兴趣。回顾梳理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效果，凡是传播广泛、引起巨大轰动效应、受众以几何级数量递增的事件，一定是那些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制作、包装，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
其中有两个突出的表现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直播。媒介融合下的网络直播在广播电视传统媒体“现场直播”真实性特征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内涵，比如快捷、迅速、体验化、情感化、操作简单、接收方便、传受具有共时性等。从疫情发生初期央视的“慢直播”、封面新闻的“直击武汉防控一线”，到中央、湖北和武汉各级主流媒体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修建和启用的频繁报道，再到防控期间具体的医患活动，各种会议、调控、新闻发布的场面，各级官员及普通市民、群众的反映，各种驰援或吐槽，直至后期的复工复产复学、各种“直播带货”并产生新的“网红”等等，都在直播中有所呈现。二是Vlog运用。Vlog中文名称即“视频日志”，是一种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博客，近两年在我国流行，疫情期间被广泛运用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与以往的视频新闻或各种“直播”相比，Vlog的最大特点是在传递“真实信息”的同时，加持传递“真实体验”。如有一则Vlog报道疫情一线武汉某医护人员穿防护服工作的状态，记者亲身穿上防护服并说“很闷，透不过气来”，向接受者传达了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武汉封城期间一位普通市民博主拍摄了一系列关于武汉物价、交通等真实生活状况的Vlog，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这种新闻报道的现场体验被认为是“打开了通向人类感知的新大门”。
[if !supportLists]二、[endif]意见、观点多极化表达，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媒介融合是全媒体时代传媒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媒
介融合又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媒体、传媒人以及多种类型的新闻信息业态。不仅有新旧媒体之间的融合，而且各种新兴媒体也日益呈现相互融通、合作的状态。其意义不仅在于公众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变得空前丰富和立体，而且在于公众空前积极地参与到传播活动当中；信息的传受由单向变为双向乃至多向，“主流话语”的中心地位受到消解，“议题”设置的门槛逐渐降低；不同意见、观点纷纷出笼甚至产生激烈的交锋，呈现多极化、多元化的新的媒介生态环境。
这种情况，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整体上看，疫情防控中舆情信息的呈现可分为三个层面或三个群体，一是主流媒体或其他职业媒体人发布的信息；二是普通群众或“自媒体”人发布的信息；三是专业的防控工作者如医护人员发布的信息。这些不同群体在不同的层次立场、通过不同的媒介发声，信息源不一样，利益诉求和内容指向自然也就不一样。即使是来自于同一个信息源，比如都是根据主流媒体报道而进行的深度加工改造，也会在“再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变异和误差。总之，正如疫情本身十分复杂、变化多端一样，随之产生的舆情信息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因此，对“虚假信息”的甄别和对“谣言”的处置成为此次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地说，并不是所有的“虚假信息”都构成谣言，但凡是谣言，其核心特点一定是虚假。疫情期间，人们似乎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众多、如此凶猛的网络谣言，以至于许多媒体不得不辟出版面或专栏进行“辟谣”。按照美国社会学者奥尔波特和克罗斯的观点，所有谣言的出现，都是因为人们对事情的真相了解不够透彻、辨别能力差、容易受到蛊惑所致，他们提出了一个谣言公式：R=i×a÷c，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而智者的明智之举，就是将真相最大限度地公之于众。虽然有时公布真相也未必马上止住谣言，但毫无疑问粉碎谣言的最佳路径总是从公布真相开始的。
[if !supportLists]三、[endif]内容泛新闻化、泛娱乐化，“全息传播”弊端显露
这是指，疫情期间舆情信息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泛滥化的现
象。主要表现在，无论是不是新闻事件和有没有新闻价值，只要新鲜有刺激性，能搏人眼球，都会在各种媒体上演。一般性的纯属于生活中的“琐事”被当成新闻，或裹上新闻的外衣，以新闻的方式、通过新闻的途径渠道报道出来；而有些具备一定新闻价值的事实，却又被娱乐化了，以某种调侃的、戏说的形式进行传播。这是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必然结果，人人媒体，万物互联，所有信息都可以变成数据，而所有数据用一个移动设备就可以获得，网民随时随地可以完成信息的采集、编辑、制作、发布，轻而易举地实现“有图有真相”的传播效果。
疫情初期，武汉市政府曾公布“因春节因素和疫情因素，大约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的信息，这引起了一部分人对疫情会不会扩散的担忧，都在关注这500万人的行径。百度地图及时推出了百慧眼迁徙大数据，其他网民也通过各种手段报告相关人员的行动轨迹，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全国其他各地普通网民对各种疫情信息的报道、转播，对各种人员、特别是与疫情相关人员的报道，尤其是后期对北京新发地疫情及相关人员信息的报道，对于做好防控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弥补了官方报道在时效、范围以及力量上的不足。至于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鼓舞人民群众与疫情作斗争的士气和干劲，男女老少齐上阵，用自己擅长又与实际需要贴合的形式、特别是文艺作品的形式进行宣传报道，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抗疫的热潮，虽然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角度看有所谓“泛新闻化”的现象，但不可否认对于防控工作是有积极效果的，从文艺作品或文艺活动的传播角度说，它们是成功的。
只不过，这种“人人皆记者”“事事可传播”的所谓“全息报道”，有时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有的甚至连基本的“信息价值”都不具备，传统新闻“事实报道”中的“事实”被极度泛化，有时还出现失真或侵权的情况，这只能说是特殊形势下结出的酸果了。
[if !supportLists]四、[endif]国内报道与国外报道叠加，信息交流与共享面临考验
从这次疫情报道传播看，所谓媒介融合不仅是国内各种媒体、介
质、平台、舆论宣传机构的融合，而且还是国内外媒介和宣传报道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事实证明，在“全球化”时代，从舆论宣传的角度看，就突发公共事件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想独善其身、甚至封锁消息的作法，都是非常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疫情发生之后，我国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CTN）等有对外宣传资质的媒体，用多种语言对外报道了相关情况，在第一时间用翔实的内容回应关切，奠定了良好的对外宣传的基础。有的媒体还与国外媒体合作，共同展开疫情报道工作。与此同时，其他媒体积极跟上，特别是民间的所谓“自媒体”，更表现了空前的活动状态，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内容、通过各种私人化或“圈层化”的传播渠道，对外宣传全国动员、全员参与、全民上阵、全面防控的壮举，对于世界各地华人和其他人民及时全面而又感性地了解国内疫情发展及抗疫斗争，沟通情况，树立信心，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杂音”，但整体上看还是传播和维护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但是，也总有一些西方政要和媒体机构不相信、不认同国内的一些报道，更有一些向来对中国怀有偏见、用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媒体机构，诋毁、诬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有代表性的是疫情初期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虽然中国媒体用事实真相和具体数据作出了针对性的驳斥，也获得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赞同，但总觉得被动了一些。
这就说明，疫情期间中外在信息的交流共享方面存在不对称现象，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需要认真思考。首先，官方的权威性的报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抢占舆论的制高点，打先手牌；其次，要注重发挥民间自媒体的作用，让普通群众发声，从民间立场说话，靠集体力量树威；再次，要讲究宣传报道的方式技巧，包括内容的甄选与包装，表述的语气、角度，发布的时间、平台等等。
[if !supportLists]五、[endif]媒体应对能力增强，但公民媒介素养提升任重道远
正如官方一再强调的那样，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我们的应
对能力相对还不够高，经验还不够丰富。媒体也是如此，疫情突然爆发，媒体人显然有些措手不及，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主要还是按照惯常的思维方式，从“舆论导向”之类的角度来看待和报道这起疫情事件，正像有些官员还是从行政的角度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置一样。当然，对于新闻报道来说，失误或偏差是难免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能从失误当中清醒过来，是否能够及时修正自己的偏差，进行正确的、及时有效的报道。应该说，我国各级各类媒体在这次疫情报道中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反应速度快，纠错能力强，相信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满意的。正如新冠肺炎疫情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被认清、被遏制、防控工作不断取得成效一样，媒体工作也是越来越趋于成熟完善。
笔者认为，此次媒体应对疫情工作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一是对于新闻发布会的报道。疫情发生以来，从武汉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各部门累计举行了多少场次的新闻发布会，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读者网民能够看到听到的范围内，媒体都作了及时准确而又详尽的报道。并且各类型媒体记者在发布会上的表现令人欣喜，他们积极、主动、活跃，不仅体现了较高的职业素养，而且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个性特征。二是对于一些词语的运用、话语或“议题”的设置。如“逆行者”一词，可能已很难溯源哪家媒体哪个记者最先使用，但一经发布，好评如潮，追随效仿者如潮，一时之间化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自觉行为，全国各地连续出现“寻找最美逆行者”的疫情防控宣传推广活动。再如一些“人性化”的表述，也颇受人称赞，最典型的例子是在“病死率是0.16%”等数字前没有加上过去习惯上带有自夸色彩的“仅”或“只”等修饰词，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一字之更改，体现的却是观念的进步。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媒体工作水平和媒体人素质仍然呈现参差不齐的状态，有些官员还缺乏基本的应对媒体和重大舆情的能力，一些网民以不健康的心态在网上兴风作浪，视网络为谋取利益、发泄私愤的工具，对网络没有敬畏之心。疫情之后，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问题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