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京剧大师的气节
刘晗
戏要演，钱要挣，惟人格、国格不能丢。
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处民国乱世，周旋于军政要人、商界巨贾、文人雅士、媒体巨子和黑白两道之间，在圆融通达与原则底线之间犹如走钢丝一般，却始终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威武不能屈”，大节不亏。
1 权力、金钱、人脉和舆论，大师也要借重。
看梅兰芳的朋友圈，就是这样一个生态圈：有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这样的政要，也有张元济、胡适、史量才这样的文化大腕、报业巨子，还有冯耿光、周作民这样的金融翘楚，更有“黄大爷”（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江湖大亨。
政治的归政治，情感的归情感，商业的归商业。周旋其间，无论是过从甚密，还是偶有交集，一般情况之下，谁也不必得罪，谁也得罪不起。
但是一旦碰到大是大非问题，底线，原则，就是三个字：断、舍、离。你的人，我不交，你的钱，我不挣，你的戏，我不唱。
在这方面，梅兰芳与他的徒弟程砚秋这两位誉满天下的京剧大师，堪为举世表率，宁可罢演，也不腆颜事敌。
2 拒演出，不惜弄出39度高烧
“九一八”事变后，战火日益迫近北平，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1932年春，梅兰芳举家南迁上海，加入到宣传抗战的行列。
他和他的团队着手编演并上演了以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为题材的新戏《抗金兵》。冬天，刚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就派人邀他赴东北演出以示庆贺，遭到梅兰芳严正拒绝。其间他还赴郑州义演十天，为遭受黄河水患的灾民筹款。
3年以后，梅兰芳受邀访苏，却不愿意坐火车途径伪满洲国前往苏联，苏方不得不决定派船接至上海。其对伪满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1939年，他峻拒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不准剧目《生死恨》上演的无理要求，照演不误，还转到南京连演3天。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上海后，梅兰芳闭门谢客，不久在朋友冯耿光帮助下赴港。“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梅兰芳一时不得脱身，忧虑时局，从此蓄起了胡须。
1942年春，驻港日军司令得知梅兰芳身陷香港，邀他举办一次庆祝活动，遭到拒绝。其后，梅兰芳不断遭到驻港日军纠缠。7月，他终于在朋友帮助下，回到上海，继续杜门谢客，绘画自赏。
不想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汪伪“外交部长”，与他有旧的诸民谊又找上门来，要他率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等地演出，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上了年纪，嗓子也坏了，早已经退出舞台了。
日伪政权仍不甘心，日本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又派人上门纠缠。急中生智的梅兰芳，只好连打三针伤寒预防针，使体温高达39度，就这样以重病为由再次拒绝了日军的要求。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梅兰芳才刮去胡须，宣布复出登台。
3 打汉奸避日寇，跑到乡下当农民
与师傅梅兰芳一样，程砚秋也是个极硬气的人，向来嫉恶如仇，对民族败类深恶痛绝。
当日伪方面要求他参加捐献飞机的义演时，他爽直而愤慨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我不能为他们义演，叫他们购买飞机大炮屠杀我们的同胞。我程某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
日伪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42年，当程砚秋一个人乔装从上海返回北京时，刚出北京前门火车站，就遭两个伪特搜身并拳打致其左耳膜震破。程砚秋厉声呵斥那两人：“士可杀不可辱。”他是有武功的人，便挥拳还击，把两个伪特打得狼狈不堪。
不过两个人逃去时，还是甩下了一句话：“以后碰见再说。”程砚秋也不客气地回敬：“后会有期”。此事后来在梨园界传开，有人说：“四爷（程砚秋的排行及尊称）有种，好样的，替咱出了口鸟气。”
要知道，当年荀慧生、吴素秋等京剧界大佬也受过这帮人的欺辱而不敢出声。
但这也为后来的事埋下了伏笔。1944年，程砚秋家突遭日伪宪特搜查，程砚秋、英千里（表演艺术家英若诚之父）等被捕，好在平常程砚秋手面极宽，不久他就被保释出来。
程砚秋本来1943年即已宣布“今春始不外出，戏生活暂告一段落”，经此一劫，不久便彻底归隐北京西北郊青龙桥务农。直到抗战胜利才又卸去农装，披挂出山。
